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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临床经验:
- “多动儿童”三十年回顾
- 作者:颜文伟|发布时间:2010-11-02|浏览量:546次
记得那是1976年,大地开始复苏,我头一次看到外文医学杂志,发现上面有一幅广告,三个大字:MBD,觉得很新鲜,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居然还配有药品‘Ritalin’的广告呢!找一下文献才知道,MBD是指‘脑功能轻微失调’,也就是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的缩写,又可称为‘多动儿童(hyperactive child)’。这是60年代后期出现的医学新名词,当时还曾有过争议。我告诉了我的一个同学,她的孩子就因为多动,学习成绩很差。当时国内还没有Ritalin,就试用苯丙胺。没想到,孩子一下子就变得‘老实’了,当天的小测验得了破天荒的90分! 第二年,我在乡下巡回医疗。有空到一个小学,向老师了解有关多动儿童的情况。这才知道,在一个班级的50多个孩子中,至少有2或3个比较好动,被人称为‘(顽)皮大王’,很难教育管理。有的比较聪明,学习成绩还算好;有的智能一般,成绩就很差,往往全都是‘红灯’。我与老师商量,做一次试验:给这几个学生晚上吃2片丙咪嗪,看看第二天有没有变化。结果十分惊人:他们的‘默写’测验,竟然得了90分或100分;若按以前‘老规矩’,必然都是0分。家长满心欢喜,想这一下可有希望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多动儿童的诊治。原本用丙咪嗪治疗,但是这种药有一定的副作用,例如口干等等;如果大量顿服,还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后来改用苯丙胺,效果相当好。来求治的越来越多;只得通过医药公司,把全国所仅剩的几千片苯丙胺,全都调来上海应用。我把前述在小学里的尝试、和门诊治疗的初步结果,整理成文,希望在杂志上发表。那时没有复印机,只得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请他们把那几个多动儿童‘默写’测验的原件、拍照制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颜文伟
正好遇到田会长,他很感兴趣,专门查找了文献,证实确有其事。他的意见是,先在供领导等参看的内部参考资料‘医学动态’上刊登,投石问路。结果,科学画报编辑部看到了,觉得很新鲜,就前来找我院院长,让我写一篇科普文章,介绍有关知识。于是,1979年5月号科学画报刊登了我写的“一种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疾病’”(1),介绍了‘脑功能轻微失调(MBD)’。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国,特别是上海。我们一下子收到了全国各地几千封人民来信,这些信诉述了他们孩子的问题,但却找不到咨询的地方,得不到医生的同情。这些信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使我感到深有责任为他们排忧解难。北京、长沙、和成都等地的儿童精神科专家,也都先后专程来到上海,与我一起切磋研究这个新课题。各地的、特别是上海的家长带着多动儿童,涌来我院要求治疗。有的拿着那本科学画报,去各地的儿科求治。有些儿科医生不了解这项国际上的新进展,就说,“简直是胡闹,白白胖胖、很健康的孩子,怎说有病?”然而,事实说明问题,这些多动儿童经过治疗后,都得到了明显好转,给了大家一个个实在很深、很深的印象: 有一个男孩子,很聪明,功课成绩相当好,但就是管不住自己,在课堂上做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和别的孩子大声开玩笑,甚至与老师抢着讲话,让老师感到实在无奈。每天一回家,把书包一丢,不做功课,就出去踢球,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爸妈,更不用说外婆了。父母带他来找我诊治。给了药,我又说明可能有一些食欲减退的副作用。为此,外婆特地为他的午饭准备了好菜:两块排骨。中午放学回来,他破天荒地、规规矩矩地放好书包,先做一回功课,然后吃饭。他说“我只吃一块排骨。”外婆想,这正是药物的副作用了。谁知他说“不是我吃不下。我想,妈妈这么辛苦,那一块留给她吃。”待妈妈下班回来,听到这话,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儿子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父母,实在令人感动。老师也觉得,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但是,接连服药2周后,逐渐又恢复了老样,耐药了。停药几天,重新再服,又有显效。 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由外公带来求治。说是在学校上课时,小动作一刻不停,老师建议退学。二周后复诊,外公说,“她完全变了样,老师喜欢得不得了;为了怕你记不得,所以特地穿了上次门诊时穿的红色连衣裙”。但是,外公说,“午饭吃不下,但晚饭没影响;还有,下午仍然不行,比较调皮捣蛋”。我就建议他,早上给吃3/4片,中午再吃余下的1/4片。就这样,完满地解决了问题。 有一位剪纸女艺术家,有两个多动的女儿。上课时不听讲,做小动作,讲废话。回家来不做功课,还要偷拿爸爸的钱,出去乱花。爸爸的脾气特别坏(实际上他年幼时也多动,成年后容易冲动),用剪铁丝的‘老虎钳’去钳女儿的屁股,甚至把女儿的脚用麻绳捆了、倒吊起来,拿木棍乱打。当时她们会求饶,但是一转眼,又故伎重演。服药后,老师反映,就像换了个人;家里从此太太平平。然而,第一、二周很有效,第三星期效果比较差,第四周就没用了。我就建议她周六、周日停药,解决了耐药的问题。但是,停药的那两天,情况特别坏,更难对付。我就建议合用丙咪嗪,它的疗效虽然差一些,但不会耐药,可以解决周末的问题。 …………。 就这样,我们看了至少几千例多动儿童。
从临床实践中,我体会到了外国文献中没有的东西:国外主张,药量应该按体重计算,每公斤体重用多少毫克;我从实践中发现,剂量大小必须因人而异,但与体重却不成比例,必须每例从小到大地试用各个不同剂量,按用药后一小时的实际表现来决定药量是否足够。国外主张,每天服药二次,剂量相同;我从实践中发现,中午只要用早上药量的一半,便已足够。国外主张,天天服药;我通过实践发现,千万不可天天服药,必须每周停药一二天,否则很快就会失效。就像仓库出货5天,已无存货,必须停业2天,以便进货。当时国外主张,多动儿童的病理生理关键,在于突触间隙中的多巴胺(DA)太少;我通过实践发现,与多巴胺没有什么关系的丙咪嗪,对多动儿童也能奏效,所以认为关键在于去甲肾上腺素(NE)太少(如今国外也已改持同样观点),看来,NE才与自我控制能力有关。国外主张,单用利太林或苯丙胺;我从实践中发现,如与丙咪嗪合用,相辅相成,效果更好(如今改为合用马普替林,因为它对NE更为专一)。国外主张,MBD(现称ADHD)是一种疾病;我从实践中发现,在多动儿童与并不多动的孩子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明确’的界限;因为这是自我控制能力好坏的表现,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不同。为此,我提出‘MBD(ADHD)不是病’的观点,不主张叫‘儿童多动症’,主张像国外那样,就把他们叫做‘多动儿童(hyperactive child)’。也就因为如此,在那篇科普文章里,我给‘疾病’特地打上了引号。……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很快,药没了,把全国仅剩的苯丙胺全都用完了。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向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处徐处长作了汇报,并提出研制新药利太林(Ritalin)的想法,建议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联系。有一天,卫生局科研处老包通知我开会,我以为真的要研制新药了。到了会场,发现是另一位处长主持会议,表情十分严肃。他请当年上海儿科四大权威之一的某主任先发言。那位主任神情激动地摔出一大叠纸,说“我看了72篇文献,这些是文献的标题。就像有一篇说的,‘MBD是胡说八道’(2)(注)。我看,这种顽皮孩子,打屁股也打得好”;他对MBD作了彻底否定。于是,处长气势凶凶、严肃地责问我“看了多少?”我汇报了实情:看了近千例,效果很好;目前药品紧缺。最后,他说,可以先让医工院合成1000份苯丙胺;但同时责令我必须随之交出1000份病历!会议结束,老包通知我留一下,说是那位儿科权威有话说。会议室里就只留下我们两人。某主任竟突然用双手紧握住我的手,说“你的工作真重要,给家长造了福。我的孙子也在吃药,真有效!”这就让我大出意外:他在会上和会下的表现,竟然判若两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另有难言之隐?很遗憾,他和那位处长都早已去世了,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注:其实他所指的是1978年由多位著名生物精神病学家主编的一本书,原名为‘MBD:Fact or Fiction?’,应该译为‘MBD:事实,还是臆想?’。名家van Praag为这本书写的序言,第一句就是“MBD:是事实呢,还是臆想?当然是事实。”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我院领导知道后,怕出什么问题,便要我去劝那些来院就诊的家长(往往是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一起)把孩子带回去。然而,家长们手持科学画报,挤在医院门口,高喊“我们不回去,我们要看!”这种情景比抢购廉价商品还要激动;门诊只得继续。不久,情况好转了;卫生局领导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多多少少孩子受益,少挨了打;多多少少家长得到‘解放’,家庭重获安宁。我让家长自己写、并且附有孩子照片的病历,已经积了好几百篇;但是后来都没有用上,因为那位处长患癌、病死了。1980年,卫生局科研处徐处长决定成立多动儿童科研组,由我的老师、著名精神医学权威夏镇夷教授任组长,我和徐韬园教授当副组长。并由科研组出面,请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老院长童村院士研制利太林。也正是那一年,我写的那篇科普作品“一种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疾病’”获得了《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后来知道,当时这个奖是按出版社进行评比的,采取‘背靠背’方式。在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画报编辑部在一个月内就收到了4000余封来信,可谓‘轰动’效应。它的上级单位、上海科技出版社就希望靠这篇文章给出版社评上全国唯一的一个一等奖。谁知道,在这个空前第一次的优秀科普作品评奖会上,有人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诽谤、污蔑和攻击。随即引发了争论,在会上,童村院士表示大惑不解,为此愤慨不已。只得临时决定休会,由主办方专程派人向卫生局科研处徐处长了解实情;在获得了澄清后,再专门召开第二次会议。但因一等奖已经定下,不便更改,只得评为二等奖。这些情况,当时我全然不知,直到发奖后,才由科学画报编辑部透露给我。有了药,我们就想进一步为家长解决些问题,所以借南市区肇周路小学的礼堂,每周日上午开一个多动儿童门诊。门诊费很便宜,初诊每次1角,复诊5分;诊数每次上百。同时,我们与该校合作开展科研,希望能找到一些可以在临床上实际应用的诊断标志。我们是这样开展研究的:全校五百余学生,全都归入研究组。我们先后做过4项研究。不论哪一个研究,哪一种检查,全都采用双盲方式:被查的学生不明白检查结果怎样才算阳性、怎样是阴性;进行检查的医护人员也都不知道所查学生的功课成绩或行为的好坏。最后,由班主任老师把自己的观察和家长的诉述综合起来,决定哪个学生可算多动儿童。然后拿这个名单与检查结果对照比较,统计核算该项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第一项研究是‘翻手试验’:当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多动儿童具有某些‘软体征’的可能(3)。我们就让每个学生轮流上台,一种一种地测试各种软体征,共计十余种之多;结果却不得要领。有一位医生提出,‘轮替动作’试验的要求太低,可否提高些要求。于是,我们把它修改成自撰的‘翻手试验’;阳性符合率立刻明显增高。有的多动儿童说,做这个动作比打篮球都难,因为需要比较高的协调,而这正是多动儿童的缺陷所在。第二项研究是‘注意测验’: 国外有一种测试注意能力的传统方法,叫做‘划3测验’:发给被试者一张纸,上面印满了一行行数字,让孩子在5分钟内把所见到的‘3’全都用笔划掉。事实证明,‘划3测验’不可能鉴别被试者是否多动儿童,因为多动儿童往往也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注意。所以我们自行设计了另一种整个过程长达20分钟的注意测验,要求它比较符合小学生上课时的情况:既要用眼‘看’,又要用耳朵‘听’,还要用手‘写’。我们预先印了一本本小册子,每本12页,每页印有10行,每行10个数字。全校学生同时参加试验,每人一册。由我们一名口齿清楚的护士,通过话筒广播,挨次序一个一个地照念这些数字。要求时间间隔均匀,声调平淡,没有抑扬顿挫,而且每页故意念错几个字,看被试者是否注意。事先我们给学生说明,请他们注意,如果发现纸上印的与老师念的不一样,就用笔圈出来。最后统一批分。凡是注意能够集中的孩子,都能正确地圈出,因此得分很低,最好的是0分。如果注意不集中,就会漏圈或圈错,得分就很高。研究结果发现:凡是不多动的学生,得分都在10分以下;而多动儿童则都在10分以上,甚至高达五、六十分;诊断符合率很高,敏感性和特异性在80%以上。如今这种注意测验已改在电脑上进行,至今仍在我院儿童精神科门诊应用。第三项研究是‘乙酰胆碱皮试’:有一次,一位父亲带着多动的孩子前来求治,问“吃药对皮肤病有没有影响?”医生随口回答“没有影响”。两周后复诊时,这位父亲说“你们说没有影响,实际上就是有影响。”我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却是,吃药把他儿子的皮肤病治好了。是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是‘异位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一种见于四肢伸面、反复发作的多形性皮肤病变,很难治疗。于是,我就去华山医院皮肤科学习取经。一是,商量是否可以合作研究、用利太林试治异位性皮炎。二是,了解有没有用以诊断异位性皮炎的皮肤试验;如果有,那么或许可以移植过来,用以诊断多动儿童。前一项研究早已完成,刊文于中华皮肤科杂志。后一项就是多动儿童的‘乙酰胆碱皮试’。皮肤科教授给我介绍这个试验时,把乙酰胆碱溶液的浓度讲得比原来稀了100倍。幸亏这么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我。我用这种很稀的乙酰胆碱溶液作皮内注射,凡是不多动的孩子,会在注射皮丘旁边出现一大圈‘鸡皮疙瘩’,而多动儿童则毫无反应。我们给这个学校的500余学生做了双盲对照试验,敏感性和特异性达到85%左右。与乙酰胆碱皮试有关的一件事情,值得在此忆述。1980年,有一位很著名的五官科老教授找我去他家,为他多动的孙子诊治。为此,我作了充分准备,拿了一大叠参考文献,也带上了乙酰胆碱溶液。老教授听完了我的汇报后,对这种皮试诊断方法很感兴趣,说“你给我打一针,看我多动不多动?”结果,他整个前臂出现了满满一大片鸡皮疙瘩。他说“我可以从早上6点一直坐到晚上10点,一动都不动”。他儿子是眼科主任,在听我做介绍的两小时内,坐在沙发里,动也不动,连话也不插一句。老教授让我给他也打一针,结果也是一大片鸡皮疙瘩。那时,有人进门来了,伴有很响的高跟皮鞋声和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那是他的儿媳。老教授让我给她打一针,结果在皮丘旁、什么反应也没有。老教授说“多动就是从她那里传过来的”。接着,找来一个很乖的、一直受老师表扬的孙女,注射后,皮丘旁出现一圈鸡皮疙瘩。再找来一个满脸泥水、汗水和鼻涕的小孙子,注射后皮肤光光地、毫无反应。这下子,老教授赞誉交加;而那个调皮多动的大孙子,却早已逃走了。我们把上述这几种试验方法用来作为辅助诊断多动儿童的生物学标志,应该说是国内外前所未有的。记得1997年去美国哈佛大学,与专门从事‘注意缺陷多动综合征’(注:美国的诊断分类标准现在把多动儿童叫做这个名称,即ADHD)的一位教授谈到我们的工作时,他表示十分惊讶、闻所未闻;因为国际上至今还没有比较客观的的辅助诊断标志;但也感叹为何未曾向国外报道。我说明这些已是十余年前的工作,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他又问了有关乙酰胆碱皮试的原理。我就介绍了自己的假说:多动儿童的内源性去甲肾上腺素可能较少,所以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服药后突触间隙内去甲肾上腺素增多,自我控制能力才会好转。正因为多动儿童的内源性去甲肾上腺素水平较低,与之相对应的内源性乙酰胆碱水平就显得较高,因此对外来的乙酰胆碱就不敏感,不会产生鸡皮疙瘩。
在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邀我撰写的小册子《脑功能轻微失调(MBD)》(4)里,我把这些心得都写了进去。当时每册只卖0.28元,一抢而空;很可惜,没有再版。看了那么多的多动儿童,又接触了那么多家长,特别是在好几个学校进行了普查,我得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多动儿童(MBD)并不是疾病,他们是正常儿童中的一个部分,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的那一部分。一个孩子,多动还是不多动,能够还是不能够集中注意,容易还是不容易冲动,实际上都是自我控制能力高低的反映。我发现,可以按照自控能力的高低,把所有儿童列为一个‘正态分布’:分布的一端是自控能力较强的,他们往往是班级里的学生干部,不但思想容易集中,而且品行端正,不但能管好自己,还会劝导别人;另一端是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也就是所谓的多动儿童,注意不易集中,上课时常常做出各种小动作,比较容易冲动,甚至有不良品行。在两者中间的是大多数,他们在老师讲课时,能够集中思想,但有的时候,也免不了思想开开小差、讲讲废话。他们一般不会冲动,但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发脾气或打架。在多动儿童与其余孩子之间,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界线。没有偏见的人,应该很可以理解:多动儿童的问题与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不一样。一般说,精神分裂症与正常人有相当明确的界限,单凭临床检查,我们就能很明确地作出诊断。如果进行普查,不管什么地方,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总在1%上下,基本上没有太大出入。但是,一个孩子算不算‘多动儿童’,不可能为之订出‘死’标准。在这个老师眼里,一个孩子可能算是多动;但在另一位老师眼里,可能不算多动;而在母亲看来,却或许正是可爱。不论是用所谓Conners量表评分,还是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些辅助诊断手段,都只是人为的界线,是可以变动的标准。如果把标准定得严一点,多动儿童患病率可能只有1%;订得松一些,可能达到10%。
实际上,讲透彻些,在一般人口中,必然有5-10%的人,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他们在小学学习时,因为学校老师要求高,必须规规矩矩坐好,于是自控能力较差的问题便显露了出来,被称为多动儿童。随着生长发育,他们终究会逐步适应社会,问题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1995年,我重新找到1979年时来诊的上海市南市区多动儿童百余例,随访他们在15年后作为青年人的表现;并与该区类似地段的百余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青年做对照比较(5,6)。当年的多动儿童,有些由于错过了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成年后在就业等各方面就差了一些,但还都在正常范围。十余年来,他们都在社会上正常地生活和工作着。通过这个随访研究,我更增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是正常人群中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自控能力比较差的那一部分;但是,他们是正常人,不是病人。也就因为如此,我非常反对应用‘多动症’这个名称,因为‘症’就意味着是‘病’;小小年纪,就给按上这么一个标签,招来人们的歧视,实在是太不人道了。
其实只要正确对待(包括药物、教育等帮助),让他们不错过受教育的机会,完全有可能获得成就。不少名人在年幼时,不也是出名的调皮鬼吗?就说最近,6月7日某报刊登了一篇“‘离经叛道’的演讲”,说的是美国一中学请一位从该校毕业的成功商人泰利先生来演讲。他就讲当年自己怎样顽皮,曾经用刀片割了前座女孩子的一截小辫,还常常撒谎逃学,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等等。最后,他说:“当年我曾经是一个顽皮而没有上进性的孩子,但最终我努力了,还是成功了。因此,每一位同学都不能放弃努力,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从儿童精神科的专业角度看,他曾经是一个多动儿童,但他还是有出息的,他成功了。这一部分儿童,之所以成为多动儿童,应该说,有其内因。就像那位五官科老教授说的,‘多动’是从他儿媳那里传来的;他指的就是多动性格的遗传。多动儿童的父亲或母亲,往往年幼时也多动,有的现在仍然很难自控、容易冲动。有的父母,小时候不能算多动,但其性格也较为外向、开朗。可以这么说,如果父母都很内向、很拘谨,恐怕生不出多动的儿子。但是,有些资深的小学老教师认为,往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多动儿童,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现代、多动的问题竟然如此突出呢?看来,可能另有外因。最值得重视的就是环境污染,其中最大可能是铅的污染,但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肯定。我看到过一篇报道(7,8),于是照样重复了这项研究。具体方法是:从同一窝小白鼠中,取出两只怀孕的母鼠。一只饲以自来水,另一只给喝4%醋酸铅。当然,一开始,她不肯喝,后来实在口干,也就把它当水喝了。当她们生下幼鼠后,分别测定这些母鼠和幼鼠是否多动。方法是:特制一只小木合,安装有纵横两个方向的红外线探测装置。在晚上,把母鼠或幼鼠单独放在木合内,探测并记录它们的活动:一旦她的身影挡住红外线,仪器就会自动计数。结果发现,不论喝不喝醋酸铅,母鼠的活动没有显著增加。但是幼鼠就不一样:从小喝醋酸铅长大的,明显多动,而从小喝自来水的,活动明显较少。再给多动的幼鼠腹腔内注射利太林,多动情况明显好转。就像人类一样,在铅浓度较高的环境里,儿童受到的影响远比成人严重。我曾在一个有关微量元素的会议上、介绍了这项研究结果。我还曾有过一个理论上的猜想:在去甲肾上腺素神经元轴突末梢的囊泡里,由于多巴胺B羟化酶(DBH)的作用,多巴胺(DA)才得以转变为去甲肾上腺素(NE)。而DBH是含铜的蛋白质,很有可能,过多的铅、替代了铜的位置,DBH的质量出了问题,所以在神经元的突触中,NE显得更为不足,以致出现自控能力降低和‘多动’的症状。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还需要实验研究予以证实。与此同时,我又在上述小学做了第四项研究:‘测定血铅浓度’。但是,结果发现,全校学生(不论多动或不多动)的血铅浓度都比较高,因为这是环境污染较重的南市区。但是,把多动儿童和不多动的儿童,分成两组进行比较,却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在于,血铅浓度仅只反映大气环境中的铅浓度,并不反映人体组织内、特别是神经细胞内的铅浓度。我看到国外有一篇研究报道(7),作者收集了儿童掉下的乳牙、进行所含铅的研究。牙齿就像树木一样,有年轮。他们按某一年轮,挖出一点牙质,测定其铅含量,结果发现,铅含量的高低、与儿童在那一年的行为有显著关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只有测定牙或骨中的铅含量,才有研究价值。当时,我没有条件重复他们的研究。正好环境卫生系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打听到我曾做过多动儿童有关铅的研究,前来咨询。她问我,为什么不能靠血铅浓度来区分是否多动?她给我看了她的研究数据;她感到头痛的是,博士研究课题得出了阴性结果。我给她说明了原委:汽车废气可能是大气中铅污染的源泉,可能就是促成儿童多动的一个外因。但是,血铅浓度仅只反映大气环境中所含的铅。只要处在同样环境中,血铅浓度就会近似。若要澄清铅与多动的关系,就必须测定骨或牙中的铅含量,那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孰料几年后,偶尔发现某杂志已经刊有她发表的论文,居然声称“多动儿童的血铅浓度显著较高”;我发现,为了博士学位,她竟然把原始数据都改过了!无独有偶,最近看到‘中华医药杂志’刊了一篇论文“儿童多动症与血铅水平关系探讨” (9)。他们测定了海门地区两年内门诊多动儿童100例的血铅浓度,以某一学校不多动的学生100例作为对照;结果发现两组有显著差异。又以血铅浓度超过100ug/L,算作铅中毒;结果是:85%的门诊多动儿童为铅中毒,但42%的不多动学生也是铅中毒(!)。他们的结论是凭借血铅浓度就可以诊断多动儿童。这个研究有极为严重的方法学错误,其基本缺陷是:两组没有可比性,因为他们并不在同一地区的环境中生活,所受的铅污染不可能一样,所以血铅浓度当然不同。可笑的是:为什么有42%不多动学生的血铅浓度也超过100ug/L,而他们却不多动呢?!我看,如果作者用同一个学校的多动和不多动学生作比较,就会得出与我(还有那位博士)同样的结论:不论多动还是不多动,血铅浓度没有显著差异。
1987年,领导让我改行,负责上海精神医学的杂志编辑工作,我就放下了有关‘多动儿童’的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不论国内外,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令人满意的进展(10)。三十年过去了。药物还是利太林,只是多了个缓释剂,效果不见得更好,药价却大了20倍。FDA批准应用的托莫西汀(Atomoxetine),与它相似的英国的瑞波西汀(reboxetine),还有莫达菲尼(modafinil)这种用以提神的新药(11)(能够阻滞NE和DA的回收),都已试用于多动儿童的治疗;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作用、也就都类似马普替林,并没有什么超脱。至于在诊断方法上,没有什么进步,还不就是让家长和老师填写个量表。怪不得哈佛大学的那位教授听了我的介绍,会感到惊奇。如今,国外把它当作一种‘疾病’,正在研究它有没有基因异常,目前还没有得到什么阳性结果。他们把它当作一种‘疾病’,又正在研究它有什么‘共病’。其实,有如学习困难或行为问题,本来就是多动儿童症状表现的一部分,DSM-IV硬把它们分列成了几种障碍,而现在却又回过来谈它们之间的‘共病’。至于与抑郁症的共病:不多动的儿童可以患抑郁症,多动儿童为什么就不可能罹患呢?我看,这些研究都没有多少价值。至于有关铅的研究,至今并无新的进展。近年,有几篇土耳其的文献报道,认为缺锌可能导致儿童多动(12,13,14)。据说土耳其是一个普遍缺锌的地区,所以这些报道是否可靠,值得澄清。应该说,我们完全有条件、用同一个学校的多动和不多动学生作比较,来重复这项研究,澄清这个问题。
如今我已届古稀之年,不再具备从事有关多动儿童研究的条件,但我希望年轻医生能够踏在我的脊背上更上一层楼;所以,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MBD和多动儿童的认识写出来,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提供他们参考,哪怕不一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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