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与“治命”

从字面上来理解，“治病”，是医生按照医学原理、采用医学方法对患者的疾病进行治疗的过程；“治命”则多少有了玄学的色彩，即通过神灵等灵异手段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避免灾祸的活动。按照一般常识，这两个命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本人却相信这两者之间真的有联系。我所经历的几件事情就可以说明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广州市脑科医院情感障碍科苗国栋

大概有两三年了，每星期三都是我一周中最繁忙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我的专家门诊日，在这一天中我大概要接诊60至70名患者，有时甚至忙得没有吃午饭和午休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是上下午都要延迟下班时间。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我像往常一样从早8点就开始了自己一天繁忙的专家门诊工作。上午门诊患者数为39名，其中有两名是来自外地的初诊患者，对这两个患者的门诊诊治时间就超过了一个小时，我上午的下班时间拖到了中午1点30分。匆匆吃完午饭并在办公桌前打了一个盹后，我又于下午2时30分回到了门诊部。在诊室外早已排着十几个长期随诊的患者及其家属，这些患者都是在一周前通过网上预约挂号约好今天下午就诊的。但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三位不熟悉的面孔??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子。在我向他们投去询问目光时，他们立即告诉我，他们是从外地慕名而来就诊的患者，因为此前未在网上预约，请我为他们加号诊治。按照我的习惯，我通知挂号处为他们加挂了一个初诊号，让他们等到我把那些网上预约挂号的20名患者以及在他们之前加号的几位患者全部诊视之后再到诊室来看病。

在我为先于他们挂号的患者看完病后，时间已经是6点多了。我和助手医生立刻请这个患者家庭进入诊室，并开始询问患者的病史。在听说患者数年前在成都某大学读书期间发病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经过住院治疗的情况后，我们意识到患者病程较长，其中病情演变也会较为复杂，我们也就将询问病史的步骤调整得非常细致??对从起病直到这次就诊的各个阶段症状演变、病情波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诊断治疗过程都进行了按照时间顺序的梳理。而且，我也根据自己以往发现的青少年期起病的双相障碍有很多都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经验，又详细地了解了患者的既往史、个人史和家族史，以期做出正确可靠的诊断。之后，又是常规的体格检查和精神检查，虽然简单，但也消耗了一些时间。做完这一切，时间已接近7点半了。当我把我的诊断意见和治疗建议告知患者父母后，患者父母似乎不太愿意接受我让患者住院治疗的建议，说他们回去在考虑一下再做出选择。当然，他们在我结束精神检查后都表示，在以往多年的就诊过程中，从未见过哪位医生会如此详尽地了解病史和细致地精神检查，其中不乏赞美之词。我并不太在意这样的赞扬，而更希望患者经过这样的诊断过程后得出正确的诊断，并在经过合理的治疗后获得足够理想的疗效。

患者家属不同意住院治疗，我只能选择门诊治疗这个途径了。这样，我的诊治过程就算完成了，于是我为患者开了药物处方，也按照广州市物价局的收费规定开了一张“首诊精神检查收费”的收费处方，这笔收费额为80元。按照医院要求，门诊医生应该将这张收费处方回收后交回门诊部统计工作量。但此时，不仅我已经觉得筋疲力尽，我的年轻助手也显得非常疲倦，于是我告知患者父母，请他们交费后把这张收费处方交回给门诊部值班护士代我回收。

和患者一家道别后，我返回到住院部我的办公室稍事休息后就下班了。在离开医院时，我在顺路经过门诊部时恰遇值班护士，这个小姑娘一见到我几乎是以哭腔告诉我，那个患者的父母不仅没有在门诊药房取药和交“首诊精神检查收费”，还不干不净地指责我们医院在骗他们的钱，令她百口莫辩。听了这个护士的诉苦，我不由得心头一振??这个患者家庭又一次让我感到他们是我所不能治疗的“命”的受害者。大概半年前，我还诊视过一个来自东北省份的女患者，我同样也是超时工作，为她诊视的过程几乎与今天遇到这个患者的雷同，只是那个患者连挂号费也没有交就离开医院。这两个患者的父母对我医疗行为相同的反应形式让我有了写下这篇短文的动机。

我常常对我的下级医生说，我们是医生，只能“治病”而不能“治命”。我是这样解释治命的：当一个医生发现某个患者可以经过正确诊断和治疗获得良好疗效时，最终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属的认识和态度。如果其家属相信医生的技术水平，也相信医生的品德时，他们就可能同意按照医生的治疗建议进行治疗，这样患者就有可能获得医生预期的疗效。相反，若患者家属不相信医生的医术和医德，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再去寻找他们可能信任的医生去诊治。而如果他们反复尝试从这个医生再转向另一个医生而最终没有找到值得他们信任的医生时，他们就会贻误对患者的治疗时机，最终导致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使患者的病情迁延不愈。有时，我们明明看到这个患者所患疾病是我们能够正确识别并可以治愈的，但患者家属因种种原因不信任我们，弃我而择他，而他人很可能不能正确诊治患者，也不可能获得理想疗效，甚至会导致严重的误诊误治后果。对此，我们也只能望而兴叹、“爱莫能助”罢了。所以，患者家属的选择就是患者的“命”??信任医生，他们可能得救；不信任医生，他们就可能丧失治疗的机会。

当然，医生也不应将患者弃我而去的选择作为自己推脱责任的托词。我也强调说，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表现出良好的医学素养，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疾病的特点和自己对疾病的判断解释给他们听，争取获得他们的理解和信任，让他们选择信任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工作。

虽然如此说，也如此做，我的行医生涯中确实遇到一些让我难以释怀的不信任我的事例，前面提及的两名患者就是如此。我认为，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中，我根据自己不断丰富着的经验，已经能够正确诊断绝大多数的精神障碍，也能够正确治疗这些精神障碍。那些弃我而去的患者所患疾病几乎都是我可以正确诊治的，而且我在诊治过程中也是尽自己所能去赢得患者及其亲属信任，但他们仍然选择离去，这只能说患者的“命”很苦。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患者这样命苦呢？我也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目前的医患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是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大环境。由于近些年来医疗改革带来的医院市场化过程中，医院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默许和鼓励医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不少医生变身为“医商”，使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不断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导致对医生这个群体的信任感明显下降。此外，医生群体中不乏以追逐个人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败类，这些以收取回扣和红包为自己行医行为的终极目标的害群之马更加重了患者对整个医生群体的信任危机。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信任，我们医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独善其身，让自己的职业操守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线。

其次，不少患者及其亲属在就医过程中不断接受到的不同信息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首先他们通过一些医学教科书了解到一些关于患者疾病表现及诊断治疗方面的信息，与患者病情越是相似，患者对这样的信息就越相信。不过，由于患者不具备系统而专业的医学知识，往往会断章取义或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一些医学概念，为自己做出“诊断”。患者及其亲属还可能通过各种媒体的科普栏目获取类似的信息，但因为这些科普文章的内容和水平良莠不齐，患者及其亲属要么被误导坚信某种观点，要么受到见仁见智的观点影响而无所适从。在就诊过程中，如果医生提出的诊断治疗与其先占性观点相左，他们就极有可能认为医生的观点错误甚至有意欺骗他们。我曾经这样和患者亲属解释：你们哪怕把全世界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全部读完，你们看到的也只是你们自己这个患者的个案性病例，是你们“唯一”见识过的病人。而我们最差的那个医生也都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并见识过很多类似的病人，具有相对完整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也远比你们高明。你们不是专家，我们是专家，我们也可能犯错，但犯错的概率要远低于你们。请相信我们！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患者的亲属也往往存在着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特别是他们往往有以焦虑情绪和亚综合征性的抑郁心境为基本症状的心理问题。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有某种不信任或不安全的感觉，对自身状态和生存环境均追求百分之百的可靠或安全，只要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出现一点儿与其信念不符的迹象，他们就难相信医生会为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因此，正是患者亲属存在的心理问题才是患者“命苦”的根源。更何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患者父母多年来言传身教传递给子女的多疑和缺乏安全感的人生态度是很多精神障碍患者患病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病由命得”的一个因果联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治病其实就是治命，关键是社会和医生一起努力，让“命苦”的患者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