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家

崇先王而近儒，非道德而近法 墨子法“天”，具有鲜明的自然法思想。《墨子?法仪》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为法。……若百工从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可见，此所谓“法”，就是社会生活上的行为准则，又是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而且，墨子所说的“法”是依乎自然，取法于“天”的“法”，所以说“奚为治法而可？故说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接着，墨子以自己所理解的自然法则为依据申述其主张说：“天何欲和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说：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尚同中》也说：“当若天降寒热不节，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将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由此说来，墨子所说的“法”，与儒家所说的“礼”自有相通之处，都是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 在言及“礼”的时候，墨子说“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41]。又“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42]。此与儒家所言并无不同。而当墨子倡言“尚同乎天”的时候，又将祭祀之礼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说： “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以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肥，春秋祭祀不敢失时机，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43] 在《墨子?节用中》里，墨子历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饮食之法、衣服之法、节葬之法”，此所谓“法”，实际上就是“礼”。 在与儒者的争论中，墨子反对儒者所强调的道德之礼，而有关治国之手段则直以“法”论之。所以，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说，墨子大体是主张法治的。诸如：“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也。”又“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44]。还有“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45]，“法令不急而行”[46]，“刑政之治”[47]，等等，讲的就是法令刑罚之治。 此外，墨子也有言及成文法者，如《墨子?非命上》说：“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墨子?经上》还论述“法”的意义说：“法，所若而然也。”又《墨子?小取》说：“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可以说，先秦时代的礼法思想，墨家自然占有一席之地。其论说既有与儒家相通者，又有与后起的法家不谋而合之处，总体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思想家们所关心和所探讨的问题的一致性。立场与出发点自有不同，观点却多殊途而同归。究其原因则在于，思想家们都务求其思想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因为现实才是通向理想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