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家

弃礼重道以为法，自然无为以为则 道家老子以“道”与“无为”论政治，故有问于天下执政者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48]他既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9]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50]所以主张放弃礼法。他还看到了“礼”的外在制约性，指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51]。在老子看来，“礼”不过是道德沦丧，仁义失落的产物，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52]然而，正是老子开创的道家却派生出所谓的道法家来。其原由何在呢？这固然与他以“道”为核心范畴的整体理论所支撑的冷静而又无情、深邃而又玄远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性）有关。然而，细究其实他所说的“道”又何尝不与“法”有关呢？所以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3]“道”乃是出于自然，关乎社会的根本大法。“道”的秩序就是“法”的秩序。这与儒家的“礼”的秩序就是“法”的秩序的思想理路是一致的。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进一步阐明“无为”而“法自然”的政治主张，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大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54]又说：“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类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55]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视“礼”为外在的、强加的制约，而非出于人的本性，所以成为乱患之原，所谓“礼相伪也，……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56]。必须指出，荀子在论及礼时所说的“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57]，这固然与老庄的看法有相同的一面，但老庄是以“圣人行不言之教”来反对外在的礼义法度的。其实，就礼的外在性来说，庄子也没有做别样的解释，不过是当时通行的解释，即所谓“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58]，只是他坚持“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的观点，而与儒家相对立，并视儒家之礼为“世俗之礼”[59]。 不过，也许庄子并非总是全然生活在理想之中，尽管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加以看待，却多少透露出一些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故而对现实存在的礼和法的作用也是深知的，且视之与事物、德义、天道并存，都有着“不可不”的性质，所以《庄子?在宥》中说：“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又说：“应于礼而不讳，齐于法而不乱。”这或许是庄子后学的看法，在此则不能深究了。庄子关于礼与法也有更为现实的观点，这突出地反映在《庄子?大宗师》中。他说：“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这到底是天的作为，还是人的作为呢？显然是人的作为。至多只能说是在“天道”的自然法之下的人的政治行为。可见，庄子也是不能不面对现实的。 最终，我们通过庄子的言论可以认识到：或许庄子的现实目标并不在礼法政治上，不过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以礼法为手段以求混世的吧。又或许，在庄子看来，为何非要担负这不该担负又难以担负的政治责任呢？因为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说，庄子思想本是现实批判主义再加上无可奈何的自保主义或遁世主义的。更明确地讲，庄子向往的是无知无欲、素朴自然的无政府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