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权是当务之急

     中国精神障碍成人的月患病率平均为17.5％，各地相仿，浙江为15.4％～青海为19.1％，推算全国有1.73亿成人患病。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精神疾病发病率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10%。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中国精神障碍的治疗率不足10％，伴中重失能的治疗率，也不足1/4，而合适治疗率则更低，提高治疗率是当务之急。 中心精神科师建国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师建国

     中国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率低，这是老百姓精神卫生的知晓率太低造成。同时，还有媒体的误导。媒体舆论一边倒，一味要讲人权，给人造成中国没有人权的假象，精神病医院随便抓个人就限制自由，就当精神病人去治疗，就去进行“有病推定”，强制用药。甚至一些媒体污蔑精神科医师为了创收将正常人当精神病人去治疗,这是毫无根据的。陕西省48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日均费排序结果：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最低只有174.63元，而排在第一位的某综合医院住院日均费达到1950.41元，相差11倍。这种误导不改观，治疗率如何提高，精神科医师如何去从医？政府投入增加又有何用？

     事实上,精神病医院、精神科医师与精神病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而且精神病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医学学科，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前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包括症状学、病情严重程度、功能损害、病期、特定亚型、病因学以及排除标准等，其中症状学指标是最基本的，又分必备症状和伴随症状。但必须指出，这种诊断只能反映疾病当时的状态，若主要症状改变，诊断可能随之改变。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相当复杂，包括资料的搜集、分析客观资料及作出结论几个阶段。具体的说即全面可靠的完整的病史、系统的仔细的体格检查、详细的精神检查、实验室检查，对保证诊断的正确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立正确诊断的基础。当然，医师也没有判断利益冲突谁是谁非，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的专业能力。建议在强制治疗精神病的认定中成立复核小组，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被精神病”化。

    所谓“被精神病”，即未患精神病的人却被当做精神病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的情形。“被精神病”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挑战了法律的权威，这种个别现象的确存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精神病收治中资源错位造成的"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的混乱局面，精神病收治“种种乱象凸显”。法院错案发生率远远高于“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率，难道我们是否就要得出中国的法官有罪的放行，无罪的判刑的荒唐结论吗？答案：显然是“否”！

    精神病学发展到今天，与其他临床医学各科一样存在一些误诊误治的主观和客观原因，难于完全正确无误，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和根据，邀请业外人士共同做出一个当事人有无精神疾病的判断（诊断）与治疗方案，只需保证家属与患者对住院、诊断与治疗方案最充分与必要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至于黄雪涛律师所提供的个别别有用心的亲属诬陷正常人为精神病人而被强制入院的几个案例，其实有的是发作性精神障碍，特别常见的是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尤其在多次发作后，缓解期有可能保留比较充分的自知力与行为能力。但在躁狂发作期，家属照顾已经筋疲力尽，要求医院协助强制入院，强制治疗，按照黄雪涛律师的观点不能“违法”收治，应该“违法”拒治，精神科医师不能侵犯人权，应该来一个“疑病从无”，这与有病早治的保健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因为，这样黄雪涛律师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争取到了人身自由，失去的是精神疾病早期及时治疗与尽早治愈回归社会的机会，因此是不敢苟同的。

     很多人害怕被精神病，说到底还是对精神病的恐惧、排斥和否认，同时也说明精神病患的生存状态之差。其实被诊断患有某种精神障碍和诊断为某种躯体疾病一样，只意味着身体的伤痛、健康的受损，不是个人或社会的耻辱。那些天天喊人权的人，恰恰忽视了精神病人的治疗权。人权包括有病享有治疗权，借被精神病化剥夺治疗权，也就是剥夺基本的人权。反对被精神病化的人，恰恰是最歧视精神病人的人。为什么心脏病允许误诊？为什么肝脏病允许误诊？精神疾病的诊断就不能有一个诊断过程，就不能有一个修正诊断。律师、记者否定精神科医师的诊断这样的事竟然在中国真的发生了，这些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中国的媒体竟然还热衷于这样的报道，带来的恶果至少使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倒退30年！媒体、网络上引人注目的标题和主题无一不与被精神病有关，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促进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立法宗旨却很少被关注。

    精神病患者是知、情、意出现了障碍，或者不协调，并不是患了精神疾病都是语无伦次。人的思维如果形象的比喻是一个圆环，精神障碍的人可能是圆环中的一段出现了问题，比如偏执，而其他方面完全可以正常。不能看到精神病患者有正常的言语就否定疾病的存在，也不能因为精神疾病患者有精神症状存在，就认为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正常。其实，精神科医师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需要面对的是精神疾患，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在国外，精神科医师的收入和企业白领相比，则会高出5～10倍。但在我国，精神科医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却与对他的要求不成比例，精神科医师在门诊看病，收的也是几元钱的挂号费。如果不尽快提高我国精神科医师的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立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精神科医师的大量流失，必将是精神疾病因为失去‘对手’而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不可想象的灾难……

    舆论导向首先应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和权益，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夸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

    记者、律师去诊断精神疾病是民族的悲哀。 为什么有些中国的记者，对那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不感兴趣？而对个别住院有争议的病人那么热心呢？以点推面，以偏概全。这说明我们的记者和律师队伍中一些人太需要精神卫生知识和道德修养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国家的相关部门给新闻记者和律师培训精神卫生知识，让这些对精神科医师有偏见的人去精神疾病患者家里走访，亲眼目睹因病致贫和关锁精神病患者的悲惨世界，了解患者的苦难。才能解救患者，解放精神科医师，精神病人杀人的恶性案件才会降下来。任何人对精神疾病没有免疫力，精神病可能降到任何家庭。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百姓；不管是记者，还是律师；不管是医师，还是法官；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保护的原本就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利益，是患者利益由于当前非自愿住院程序的缺失而受到损害，而不是正常人。由此，单单把《精神卫生法》看作是保护正常人不被精神病的法律不仅狭隘，更是对精神障碍患者莫大的歧视。

    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国外已经走过的弯路值得汲取，美国等国曾经针对非自愿住院还设立了严格的司法审核程序，每名强制住院（民事托管）患者都需要经过法庭审理才能正式入院和开始治疗，以至于精神病院收治强制住院患者的标准高度精简成了一条：对自身或他人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性。住院标准变成由警察和法官等司法人员来判定。同时美国还立法保证有政府资助的由非医学人士组成的“患者权益倡导组织”代表患者在住院、治疗、出院等各个环节与医疗机构进行“斗争”，以争取患者权益。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些措施事与愿违。由于大量患者“被解救”出精神病院后，在家庭和社区所需要的耗资巨大的看护与管理难以跟上，患者病情复发后肇事肇祸、流浪街头等问题比原来更为突出。在美国等国家同时监狱成为“最大的精神病院”??全美国监狱中的精神病患者人数由1998年的28.3万增加到了2004年的125万。2006年在美国发生的一起轰动性案件发人深省：一名存在大量妄想症状的名叫William Bruce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缅因州Riverview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期间，由于“患者权益倡导组织”不顾医师的建议，反对给患者使用药物治疗，并且坚持要让患者办理出院，最终患者在出院2个月后在家中用斧头将其母亲劈死。同样的情况在英国已经演变成了公众强烈要求修改精神卫生法以强化对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的运动。

    血的教训，铁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精神病学是医学的一个学科，精神病的诊断治疗，应尊重精神科医师的意见，隔行如隔山，记者、律师如果对精神病学感兴趣，就请老老实实学医，认认真真考取精神科医师资格证后再发表高见，靠制造虚假新闻来生活者，一害自己，二害社会。

    虚假新闻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应强烈。对于新闻界自身，虚假新闻更是致命的毒瘤。新闻报道应该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坚守新闻真实的生命线，杜绝虚假报道的产生传播，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准则，也是新闻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否患有精神障碍以及是否达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是一个医学的专业判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实施住院治疗措施，必须以医疗机构作出的“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为依据。

     在其他医院，医师挨打总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在精神病院，医师挨打却是家常便饭，病人对医师拳打脚踢口咬，这些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中国的精神科医师需要一个能够宽松工作的环境，中国的精神科医师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尊重。术业有专攻，是否有精神病应该由精神科医师来诊断，而不是律师或记者来诊断。如果在媒体的错误导向下，律师去诊断精神病，记者去诊断精神病的现象越演越烈，借助维护人权去剥夺和影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那是民族的悲哀，无知的表白，愚蠢的呐喊。中世纪欧洲精神病人悲惨命运就有可能在21世界的中国重演，人民群众的安定生活将为一句空话，哪里去体现人权，哪来的治疗率的提高，哪来的社会和谐？！校园恶性案件将接连不断、富士康12连跳的悲剧就会死灰复燃，越演越烈！我们需要保护人权，但也不能因此而损害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治疗权益，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有句古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而，在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年代，人们对精神科医师这个神圣职业的向往开始动摇，即使是精神科医师自己也不例外，时下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精神科医师难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科医师难当”的状况呢？精神疾病患者数目激增、职业危机、其它学科“入侵”、精神科医师地位低下,学医之路苦而漫长、再加上媒体的误导推波助澜，敢问精神病学路在何方？

       当然，路在脚下！每个能至今还坚持在精神科一线的 人，都很伟大！他们也需要社会的支持！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要看精神卫生发展的速度。只有促进精神健康，才能保障生活质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和谐社会，就没有精神文明，就没有文化强国。没有精神科医务人员一个宽松的从医环境，就不会有精神卫生事业的大发展。精神卫生事业必将迎来“春天”，困难终究会克服，天空出现的乌云总有散的时候，难产的《精神卫生法》总会有一天要降生的，相信在将来，我国的精神卫生服务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