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中医》作者毛嘉陵与反对中医的百年文化科技大师们“对话”

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中医药被划为旧文化传统的代表，甚至中医已被改称为“旧医”，西医则堂而皇之地拥有了“新医”的美名。人们一般都将“旧”当作是陈旧的、落后的、不好的来对待，“新”当然就是先进的、正确的。因而当时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轻视中医、反对中医，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该与封建社会一起埋葬。这种由于中西文化异同引起的学术偏见，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是非问题，只要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为中医申辩就是保守，批判中医就是革命。?青岛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于仁波

近代废除中医的思想根源是从俞樾的一个荒唐观点开始的，由此拉开了一场同样荒唐的学术“闹剧”，以至最有影响的文化名流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都纷纷陷入对中医的大批判中，似乎不骂中医就不能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批斗中医就不能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曾经为包括这些文人在内的中国人及其先辈们的健康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医药，就这样被“痛骂”了。?

1、俞樾抢先“出风头”：废除中医?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他在1879年发表《废医论》，成为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在“本义篇”中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毛嘉陵点评：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亦应废。看不出来此处由这种简单思维推导出的废医观点有没有受西学的影响，如果是按西学“根据事实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的学术研究规则，是不应当这么草率就得出结论的。很显然，这个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比如说，如果张三与李四在一起喝过酒，甚至多次喝酒，某一天张三杀了人，要被枪毙，是否与他一起喝过酒的李四也要一起“陪杀场”？这充分证明了俞樾治学的草率，只要稍具医学史知识的人都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荒谬?观点。??

中医药虽然起源于我们祖先的劳动和医疗实践活动，但由于在早期萌芽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难免不与巫卜相混，早期的西方医学、古埃及医学也同样有过与“神灵”为伍的日子。以后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自然就会与巫卜割裂开来。先秦时期的《周礼》就记载有医师的职责：“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五运，并时六气……以探五病，决死生之分”。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巫的痕迹，这一时期治病已经开始主要用食疗、药疗和针灸，已逐步取代了巫师的祈祷、祭祀和咒禁。《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更是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已表明医学与迷信已经决裂。

从“医”字的演变也可证明医与巫卜的分离，最早的医曾写作“?”，而后使用药物后则改写为“?”。因当时很多药物都用酒制，故用表示酒的偏旁“酉”来代表药物。这些文献和事例证实中国医学脱离巫的影响的时间，比俞樾所说的还早得多。落后而迷信的巫卜从医中退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不能因为医学曾经与巫卜有过联系，就以此推导出“既然巫卜都废除了、医也应当废除”的荒谬结论。?

俞樾在文中也提到，从东汉以后卜逐渐消亡，仅医盛行。实际上这说明了他也承认从那时起中医已摆脱了巫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以巫卜已废为由来提出废医呢？虽然我现在无法揣摩出俞樾这样荒唐“炒作”的真实目的，但可以认定的是现在某些人用俞樾这种逻辑混乱的错误观点，来证明废除中医的正确性，这是多么的可笑和对历史的无知。?

俞樾在其他篇章中，还对中医有多种十分“滑稽”的否定，之后他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透过俞樾使我们了解到了晚清个别大文人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准实在是令后人“无颜”。?

2?章太炎痛批：《内》、《难》和五行学说?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医学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早年受到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

他在1926年所写《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中指出：?“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接着，他又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进一步?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其意就是说五行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妄言”，应当通过实验进行检验后予以废掉。他在给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声明时就指出：“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的主张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不少医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他还说：“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

毛嘉陵点评：章太炎曾拜俞樾为师学习经史，其思想虽然没有师承老师废医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废弃五行学说的观点，却沿袭了其师父俞樾惯用荒唐逻辑得结论的功夫。他认为仲景不重视五行，其实，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就明确提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张仲景在“序”中说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伤寒论学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不是章太炎所说的“仲景所不道也”。?

五行是古代中国智者用来认识物质世界构成和运动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因此，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既代表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元素，也代表着物质运动的几类基本运动形式。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用来说明人体内部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认识虽然简约，但并非完全没有实践检验的依据，比如在临床上根据“木克土”五行理论，通过疏肝理气治疗因肝气不疏引起的脾胃病变，是能够收到很好疗效的。章太炎作为一位精通中医的国学大师，为什么要以张仲景的名义提出废除五行呢？?

这也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章太炎的学术喜好有关。因为他特别推崇张仲景：“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并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而且，在众多医家中“不拘五行生克之论者，盖独仲景一人耳。”他认为，张仲景的名气很大，又位尊“医圣”宝座，既然仲景不以五行为宗都能治病，还能成为临床大师，以此也就推论出五行并不重要，可以废也。但他不可能没有读过张仲景的《〖DK〗〈伤寒杂病论〉序》，也不可能不知道五行是中医药的理论基石之一，在如此情况下还提出这种观点，实在让人费解，可见其治学方式部分继承了其师俞樾的做学问方式。二是与他想改进中医有关。他发现了中医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受到西方文化洗礼后，很想改进中医。要想改进中医应该从何下手呢？当然应当首先抓住理论根源来攻击效果才最好，于是就向五行开火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文人在西学的高压下，面对祖先的学问所表现出来的是多么的“无奈”。〖KG)〗?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认?为：?“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一位外国学者都能这样深刻地了解中医药、理解中医药，而我们的国学大师却如此的“谦卑”和“自卑”，真让人难以相信。?

3、余云岫“医学革命”的目的：彻底消灭中医?

余云岫（1879～1954年），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在医药卫生界的地位比较特殊，解放前和解放后均担任过政府的卫生要员。?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开始了他向中医开刀的“医学革命生涯”。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中批判?到：?“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但同时，他又承认：“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这是他站在西医角度对中医理论“捅的”第一刀，不过在此时他还没有将中医彻底否定，毕竟还是承认了中药的效果。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新论，只能说明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有了一个“海归粉丝”。?

1917年，余云岫在日本时写的《灵素商兑》小册子出版了。他在该书中全面批判和否定了中医：中医是一门“不科学的玄学”，“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他进一步分析到：“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因?此，?“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毛嘉陵点评：余云岫年轻时目睹了中国国家衰败、科学落后的现状，怀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西医大发展后给卫生领域带来的变化，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对中西医学的认识，还受到过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的影响。这些都促使他发誓要“长习新医，服膺名理”。?

从余云岫以上论述即可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认识并不深入，完全是以西学机械唯物论为标准来看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的这些观点中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逻辑矛盾，既然理论错了，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还能正确吗？反之，实践后的结论被认可是正确的，就应当可以反证其理论的合理性。?

余云岫打着医学革命的旗帜，将废除中医提高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如不消灭中医，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

正是由于对中医的偏见和对西学固执的热衷和崇信，余云岫从口头上的呼吁开始，最后终于以实际行动来对中医进行了一次“革命”。1929年2月底，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余云岫由此也被列为中医近代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

当然，也有人在《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上为余云岫辩解：“他因热爱科学的医学，所以恨非科学的医学。因时代和环境关系，他当时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爱科学的医学，而排斥非科学的医学，在非科学的医学中，如仍有科学的一面的话，他仍是热爱的。换句话说，他是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这是他医学革命的思想根源。”从以上辩解可以看出，在余云岫所处的年代，对西方科学已到了绝对尊崇的程度，而且西方科学已成为衡量一切知识的是非标准。既然余云岫对中医只是想“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就不应该对中医“痛下毒手”，置中医于死地。?

接着，该文还说余云岫也是维护过中医的：“他凡遇到中医书上记载合乎科学，确实可靠的地方，是张扬不遗余力的。”并举例说：“他曾批判过陈克恢先生发明‘麻黄素’治喘功效，因不查考中国固有医药文献，而多走了弯路；因中国书上，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黄治喘的记载了……他发现《崔氏别录》载有瘰疬与结核病同源说早于法国尼克氏一千几百年，因而作出论文，提到远东热带病学会上报告，获得世界各国出席代表的注意。”这些情况说明余云岫对中医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认识，也许是他良知发现后的反省，所以后来才对中医又说了客观一些的公道话。?

现在中医界人士一谈到余云岫时，多将其作为中医药的“死敌”来对待，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应当以宽容一些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历史事件，而且应当从他的一生的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任何人在其所处的时代中的言行，都难免会有一些历史的局限，何况余云岫的出发点也并非就全是可恶的，他希望国家能够发展先进的现代医疗，也是为了使大众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我们也不必总是盯着1929年余云岫提案废除中医这事儿不放，毕竟这个提案没有最终实施，也只不过是一桩“杀人未遂”的事件。这一事件本身也暴露出了中医药的“脆弱”和存在着诸多不足。现在的西医西药问题也不少，带来了多少医源性疾病，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认为在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西医已走向末路了，但西医仍然“我自岿然不动”，这说明了什么呢？值得大家深思。所以，中医界只有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创建强大的学术体系，不断提高诊疗技术和临床疗效，这才是最好的对余云岫思想的“反击”。?

4?严复“揭露”：中医与九流之学一样都是“臆造的”?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严复认为中医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中医药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1905年严复在他所译《穆勒名学》的按语中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他还说过，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据说，他对中医提出异意，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中医缺乏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

1912年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逐渐成熟，开始进行自身反省，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就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毛嘉陵点评：严复先从西学、后又回归中学，这种转变并不能说明他从先进退步为保守，正说明他思想的真正成熟，因为他认识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力量：“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所以，在这点上他是最早醒悟的中国人。更多的人则是在今天??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强盛的21世纪初，才开始敢于正视传统文化。虽然严复曾经对中医有所贬，但他的醒悟却比这么多的中国人早了近百年，很值得现在这些反中医人士以此反省。?

5?任鸿隽妄自菲薄：中国没有“科学”?

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四川巴县人。是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成立）和《科学》杂志（1915年1月创刊）的发起人和奠基者，中国科学体制化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科学文化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之一。?

任鸿隽在《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科学状况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他指出：“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并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毛嘉陵点评：在将科学与真理等同、成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社会中，不是科学就意味着要被否定、要被取缔、要被消灭。任鸿隽虽然没有直接否定中医药，但他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体系全部排斥在科学之外，打入了非科学的“冷宫”，为社会上取消中医药的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任鸿隽将中学与西学相比，由此得出中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其思想根源就是“将西学等同于科学”这种错误认识。同时，也说明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真正公认的科学标准，所以，才给一些动辄就以“科学的名义”打棍子、扣帽子的人提供了“出名谋利”的机会。?

6?陈独秀“瞪眼”：宇宙间哪有中医所说的“气”?

陈独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同时也对中医药学进行了猛烈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可见，陈先生“戴上西洋镜”后已不能正视自己母体文化的认知方式了。?

毛嘉陵点评：陈独秀曾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与现代西学比较后得出结论：“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固然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糟粕，但也不至于“十之九九”都是垃圾吧。这种说法反倒是将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如果中国文化传统有这么多糟粕，怎么孕育出了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这么多中国优秀文人？又怎么催生出了中国优秀的灿烂文明？陈先生在粗浅地了解了一点西方文化后，就立即拜倒在洋人的脚下，还提出要将自己祖上的东西“焚禁”，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汉奸”心态。?

7、梁漱溟“发现”：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涣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

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中医为例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因而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毛嘉陵点评：很显然，梁漱溟是持着西医的实证论、机械论观点在看待生命和健康，似乎只有将“病灶”看清楚了才能治病，如果没有按照西式科学的方式来认识问题，就是“玄学”。中医的临床诊疗是辨证施治，同样的病有不同的证型，当然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梁漱溟作为一个中国文人，对自己的文化科技知识已表现出如此的“不熟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接着还这样如此这般地评说，实在是给中国人丢脸。讲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失恋了，可能会出现精神不振、情绪不好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变化，但进一步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些失眠、不思饮食、纳差、胁肋胀痛等具有医学临床意义的症状，对此，我们是否也要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方面去逐一实证检查，找到“病灶”的物质性变化才能治疗？不过，你要去找完全可能找不到“病灶”的任何物质变化。其实，只要作一些心理咨询辅导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有可能帮助他们恢复恋爱关系，这个“病”更是可以立即“迎刃而解”。可见，治疗病灶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医学不应当只面对“病”，还要面对“人”，因为人不是机器和简单的生物体，而是具有丰富心理活动和社会参与性的高级生命体。?

8?梁启超的术后“心得”：不能像中国旧医那样瞎猜?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血尿不愈在北京协和医院动手术，由于医疗事故错切了右肾，梁先生自己也记录到：“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由此引起社会上许多议论，北京有好几家报纸责难协和医院。尽管他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不过，极有戏剧性的是，〖JP2〗7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后来他找了中医唐天如诊治，感觉服了中药以后好多了。1927年4月，他再到协和医院检查证实，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也基本正常。?

毛嘉陵点评：梁启超维护科学的尊严这种精神值得肯定，但“科学”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科学”错了就要包庇“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态度。协和医院给梁启超做的手术分明就是一个医疗事故，还采取如此过分的“自慰式”的宽容态度，这说明梁启超这样的先进人物，已经开始染上了对科学盲目崇拜的“迷信”色彩。可见，传播科学知识相对容易，而真正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确并非易事，新文化运动的大师都是如此，何况一般的民众。?

9、鲁迅“报案”：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鲁迅在孩提时代就深深地领教了“中医”，他在《父亲的病》中通过对父亲生病接受中医药治疗经过的描述，以此来证明中医药完全就是迷信，一点科学道理都没有。后来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系统学习西医知识后，他的认识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随后，他在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在《呐喊》序中便指责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当梁启超的右肾被误切除后，鲁迅也在《华盖集续编》中写到：“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毛嘉陵点评：文学艺术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智力创造，不少有个性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感性、激情、偏执的人格色彩。鲁迅弃医从文，从一个西医学生转变成为一个作家，或多或少会带上一些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加之又有着父亲被“庸医害死”的个人情结，故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化。?

如果在丧失了理性和客观的科学精神的情况下，来认识和评价任何事情，〖JP2〗都难免会出现片面性，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西医中也有“庸医”，不能以此就否定西医；作家中也有“庸才”，不能以此就否定文学。?

鲁迅曾经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名句，气宇轩昂，傲然之气可以震慑一切敌人。相对于此，那句将中医说成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话，已算是比较温和的了。因此，我们仅当其为一个名人说了一句片面的名言好了。不过，我们也得警惕，因为鲁迅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对中医的这个片面的评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中医的看法。现在中学教材中也全文载有这个观点，这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反中医人士方舟子就提及过他在小时候受到过鲁迅的影响。因此，中医药界应强烈要求在中小学教材中删去这类片面的错误的“名人名言”。?

10?胡适“痛惜”：中医在医学科学史上没有地位?

胡适（1891～1962年），学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诗人、学者，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1935年，胡适在《人与医学》中译本序言中阐述了他对科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的态度。他认为医学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一定有其文化背景，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东方的科学落后决非始于十六、十七世纪，而是在两千多年前就决定了。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智识阶级”，绝不会产生出一个维萨里，〖JP2〗更不可能产生像哈维、巴斯德或科赫这样的科学家。只有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文明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科学家和西方医学，那时候“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主净主敬的‘精神文明’了”。?

胡适说，看《人与医学》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接着又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他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那本《人与医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他甚至还偏激地说“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

毛嘉陵点评：胡适不仅大贬中医，而且还将中国人贬为连做病人都“不配”。其实，胡先生所谓中国人的一些“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的陋习，不完全仅仅是缺乏健康意识和不懂西医知识造成的，与当时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贫穷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文人，连这个根源性的问题都分辨不清，进而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糟蹋成这个样子，这是炎黄子孙的耻辱。?

科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胡适先生曾因病接受过名中医陆仲安的治疗，治疗后曾给陆仲安题词，他说陆仲安开的大剂量黄芪、党参，其他医师看见后都摇头，但“病竟然好了”。还说，有西医想将黄芪拿去研究，如能成功则是陆仲安对世界的贡献。但后来有人问起时，胡适又否定了这个事情，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治好了病，为什么又要否定。后来有人说胡适当时正宣扬西方的新文化和科学，为了自己的学术脸面，不愿承认被当时称为“旧医”的中医治好了病；第二，如果没治好病，为何去题词，说得不好听，是否是去当了一次“托儿”。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都说明胡适先生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都是如此，我们更不可能指望其他只学了点西方科学皮毛的西方文化追随者，也能有多高的科学精神来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医药。（摘自毛嘉陵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国元素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