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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当慈善角色医院大倒苦水-救治流浪病人弃婴和欠费重症患者独木难支
- 作者:白红民|发布时间:2010-09-04|浏览量:979次
程瑞东在广州军区总医院脑科病房躺了7个多月,自今年3月医疗费开始“断供”,迄今已累计欠费3.6万元。除其妻子还在上海打工为他筹钱治病外,其余亲属几乎都已弃他而去。
医院不得不贴钱维持他的生命和基本生活。因为“我们不能让他死在这里,更不能把他扔出去。”
程瑞东是庞大的无力支付医药费病人群体的一员。对这一群体的救助性治疗,已成为医院的“不能承受之轻”。业内人士呼吁加强制度建设和财政投入,不要让医院在医疗救助行动中独木难支。广州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白红民
病人没钱医院却不得不治
程瑞东本是瘾君子,其良心发现戒了毒后到广州打工,去年春节前在房屋装修中意外摔伤,导致重型脑颅损伤及左手开放性骨折,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的7个多月里,医院先后为他进行了5次手术,医药费总额约12.7万元。装修工程的房东承担了其中8万元左右,而包工头已无从寻 找。由于程瑞东有吸毒史,其兄弟姐妹已对他失去信心,其妻子无奈,过完年便不辞而别去上海打工筹钱,每月工资仅1000多元,既无力支付医药费,也无法照 顾丈夫。
医院病床金贵,一般每10到15天便周转一个病人,程瑞东不出院,新的病人便进不来。“即便如此,医院也不可能把病人扔出去。”其主治医生白博士说。除维持基本的治疗外,医院还必须保证程瑞东每天的基本护理和食宿,“尿片都得护士自己掏钱给他买。”
白博士介绍,现在程瑞东脑部积水情况较严重,若要还清欠款及进行后续的治疗,大概还需要8万元左右的费用。
程瑞东并非孤例。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重症患者家属将病人弃于医院、病人初愈后逃走的情况时有发生。医院急诊科平均每个月都会接收到十余名无力支付医疗费 用的病人,主要包括“三无”流浪人员、无医疗保险的外来务工人员、意外事故受伤人员、患先天性疾病的弃婴及有生命危险的孕产妇等。
据广州军区总医院统计,2007年至2009年,该院为欠费病人垫付的医疗费用达800多万元。据记者从广州其他数家公立医院了解到的情况,救助性医疗费用已成为各大医院的普遍难题。
救助基金杯水车薪且申请难
卫生部门及红十字会目前已分别为外伤急救病人和“三无人员”实施相应的医疗救助补贴制度,但对医院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广州军区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卢医生负责该院的医疗救助补贴申请,程瑞东及本报日前报道的因欠费1.8万元被父母遗弃的女孩萱萱都在申请之列。卢医生坦言:“多数病人不符合相关标准,真正能享受到医疗救助补贴的并不多。”
据其介绍,以广州市卫生局设立的“救命基金”为例,它只针对在突发事件中遭遇严重外伤危及生命的病人,补贴金额上限为7000元。“很多濒死的流浪者被 送到医院来,患有严重肺结核等病症,但不属外伤便无法申请‘救命基金’。另外,对于任何一个遭遇严重外伤危及生命的病人来说,7000元根本不够。”
广州市红十字会的医疗救助基金虽然可以报销50%的费用,但主要面向“三无”人员,须由警方提供出警记录、身份甄别证明等才可申请。民间的广东省狮子会等机构,虽然也提供医疗救助资金且程序简单,但又往往要视其基金运作情况而定。
据了解,目前广州各大医院靠“内部消化”病人交不起的医疗费用,惯例是医院、科室及主治医生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病人的欠费。
建议引入慈善参与医疗救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医院被迫承担了相当大的社会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院不抛弃病人是当然的。病人无力 支付医疗费用,可以由医院先垫付,但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完全让医院单方面来承担这个费用,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及全社会共同来解决。”
有医疗界人士认为,紧急医疗救助开支医院“独木难支”。在香港,经济困难的市民可以申请看病时减收或豁免由个人支付的费用。政府对申请者进行家计调查, 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储蓄、个人工作、劳动能力、年龄等,以确定是否批准申请。香港市民去公立医院和诊所看病只需支付少许费用,政府对市民看病的补贴高达 92%。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门诊办主任陈德雄介绍,“在香港东华三院,民间团体每年都会面向社会举办一两次慈善募捐活动,募得的善款都会用在交不起医疗费的紧急医疗救助当中。”他建议省内医院引入香港的成功经验,由政府出面介入运作,让更多社会团体参与其中。
廖新波称应设专项财政支出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据其了解,针对这几类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目前暂无特别有效的解决渠道。虽然卫生部门及红十字会建立了一些相应的医 疗救助补贴制度,但由于申请条件的限制,申办手续繁琐,“真正通过这种正常途径申请的人很少,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政府无疑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项财政支出用于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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