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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医“证”的本质研究之我见
- 作者:史仁杰|发布时间:2011-10-08|浏览量:402次
证本质研究涉及中医阴阳、藏象、气血等基本理论,对揭示中医诊治原理,促进中医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几十年来,中医现代研究一直把证本质作为主攻方向, 目前,在中医证本质研究中,客观指标的选择几乎无所不包地涉及到西医学的各个方面,此类研究确给人们带来过鼓舞和希望,但随之而来的困扰和迷惘也与日俱增。对此,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如下。江苏省中医院肛肠科史仁杰
第一、目前研究中医证本质的重点在于寻找证的具体物质基础,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自美国学者Golderg 1973年提出环核苷酸的环?磷腺苷(cAMP)和环?磷鸟苷cGMP)这一对矛盾物可能是东方医学阴、阳的物质基础之后,国内学者遂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环核苷酸与证本质关系的研究,并将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开来,以期发现与中医证候相关的特异物质成分。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中医证候必然有其物质基础,证候的本质肯定与相应的物质成分(实物粒子)有关,只要发现和证实了与证候相关的特异性物质成分,便揭示了证本质。在这种思路支配下,追求时髦的客观指标成为研究者的普遍心态,人们不约而同地仰求于西医学,试图在西医学所及的范围里寻找出中医证的诊断依据。几十年来,尽管付出了大量人力、财力,但仍未找到任何能够确定中医证型的特异指标。
面对证本质研究的现状,许多学者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了证本质研究的缺陷,如祝世讷教授[i]以“科学史上的借鉴”为证,尖锐地指出:物质现象的本质和物质现象的物质基础不是一回事;物质现象的本质不能归结为某种特异性的实物粒子,事物或现象的物质基础,是指决定和呈现为该事物或现象的具体物质形态,由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多种多样, 事物或现象的物质基础有的可能是、但更多的可能不是实物粒子或物质成分。
张其成[ii]认为:中医是“模型论”,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是“原型论”,即以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中医遵从中国的“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数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西医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
事实上,西医解剖学的内脏只不过是一种物质原型,并不能从中反映出功能和属性;而中医的五藏作为一种思维模型却能形象地、大致地反映脏器的功能特征。不能拿研究“原型”的方法来研究“思维模型”。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生命规律的必然结果。中医理论如中医脉象学说、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等,其形成基础是医疗实践与哲学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并非医疗实践与实验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如,脏象学说是独特的分析、了解生命活动的学说,它是反映和研究生命外在表现、人与自然界联系、内在脏腑变化规律的“假说”,并非现代科技能证实,也没有必要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以“假说”形式存在的东西很多,不一定都要被现代科学证实,有些东西或许无法证实,而它们常常是人生命活动的准则,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矛盾的运行和变化,又如道德伦理、良心等心理活动,它们是大的原则,放之四海皆准,而使其微观化,用仪器或客观指标展现人们的眼前,那是无法完成的。没有必要一定要用现代医学去印证、验证古老的中医是否科学,去揭示古老中医的实质所在[iii]。
王小平 [iv]认为,中医理论无论思维方式、说理工具,还是对生理、病理、治疗的认识,皆以“关系”而不是“实体”为立论依据。正如李约瑟[v]博士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关注着关系。”“在所有的中国思想中,关系或许比实体更为基本。”重注“关系”的独特视角反映了中医学术的思维特征,提示我们在理解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时,应淡化“实体”观念,转而从“关系”上把握其深刻内涵。中医学的阴阳、五藏、证等概念不是通过微观分析方法构建起来的理论,因而用解剖方法寻找“实物”以揭示本质的思路,陷入了方法论的误区。再者,阴阳、五藏等概念蕴含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这部分内容不可能还原成“实物”。中医理论以“关系”为焦点的思想观念,得到了现代哲学新进展的有力支持。
上述认识提示我们,证的研究进退维谷的原因,主要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错位。因此,深入理解中医经典理论的思想内涵,选择与之相宜的研究方法,准确聚焦研究对象,是证本质研究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事物或现象的物质基础有的可能是、但更多的可能不是实物粒子或物质成分。
第二、确定中医证的实质也是难以做到的。中医的证(虚证和部分实证)作为一类基本病理过程和临床综合征,它是指存在于不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成套的功能、代谢、形态结构方面的变化。中医证是不能用单一客观指标或系统功能所能反映的[vi]。譬如脾虚证的实验研究,人们设计有七十余项生理、生化指标,涉及消化、免疫、内分泌、能量代谢、植物神经、造血、泌尿等十多个系统,试图找到特异性指标,但结果均不如人意;而选出其中最有希望的木糖代谢障碍,却又发现其在肾虚证!肝虚证等中也同样存在。肾阳虚证的研究也有类似情况。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vii]。
第三,应将中医证的本质和某种具体疾病的证候区分开来,不应混为一谈。各种证候具有物质基础的现象和事实并不意味着证一定会有本质。如前列腺素、白三烯等炎性介质是引起阴虚证的颧红、舌红等证候的物质基础或直接效应物质,但它们并不是阴虚证的本质,阴虚证的本质是指引起五心烦热、低热、盗汗、口干咽燥、舌红少苔、脉搏细弱等全部证候的物质基础。为了有利于证本质的进一步研究,尽快揭示出证的真正本质.
中医证包括由许多具体疾病的证候,临床表现的主症、次症也有所不同,具体证候中的客观指标,可以相同,也可能完全不同。以脾虚为例,对于慢性肾炎及肾病综合症等与中医脾虚密切相关的疾病,其血液粘稠度、血小板粘附率及聚集性多呈增高趋势,而对于另一些与中医脾虚密切相关的疾病,如再障、血友病,血小板无力症等,血液粘稠度,血小板粘附率及聚集性多呈下降趋势。唾液淀粉酶及D-木糖排泄试验被认为是诊断脾虚的客观指标,而D-木糖试验只是作为诊断小肠吸收功能障碍的指标,中医的脾虚虽常有吸收功能障碍,但远非一个吸收功能障碍所能概括。D-木糖排泄试验异常,可以与脾虚有关,但D-木糖排泄试验正常而脾虚者也大有人在。借用西医研究的一些实验室指标,用于中医证侯的诊断,不会取得成功[viii]。
第四、证本质研究应树立功能结构观,从寻找证的特异性粒子转到证的功能结构变化的研究上来。
证是人体在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它反映了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等功能结构的异常变化。不同的证候标示着机体不同层面的整体功能异常,“中医把认识疾病的焦点放在了整体功能上,用各种辨证方法把病人身上出现的整体功能异常辨别为各种有特异临床表现的证,每一种证实际上都是有特征内容和表现的整体功能异常态”.,可见,证的本质应是整体功能的,而不是解剖形态的[ix]。
目前,证本质研究中几乎试用了西医所有的相关实物粒子指标,仍未找到与中医某一证型相应的特异性粒子,证明用解剖方法寻找实物粒子来揭示证本质的路子是行不通的。而研究结果又表明中医的“证”涉及西医多系统、多层面,启示我们研究证本质须从整体联系入手。
沈自尹撰文总结肾阳虚证的研究过程,认为多年来对肾阳虚证的研究并非要找到一个和西医直觉的、解剖的、形态的相对应的指标、脏器或组织,而在于找到与证相对应的综合性网络(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及其调控中心(下丘脑)。建议证本质研究,若以肾阳虚为模式,可以类推其他证的研究思路为:“证是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态,有具体的功能网络和调控中心”[x],[xi],[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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