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家族七代人当中就出了十二位名医（二）

第二回 祖训有方一门轻财道义重 后生可畏众人拾柴火焰高

 

诗云： 薪传世代业岐黄，梓里悬壶誉四方，

   重德轻资担道义，杏林春满逸馨香。

 

世代更替，说来话长，话说徐氏较有成就者自宋元明清民国也是历历有之。江苏省人民医院针灸科田青乐

宋元时期，有在浙江、安徽、江西、东北等地行医救人著书立说者，如徐用诚尝撰《医学折衷》，以《内经》为本，采诸家论说，参附己意。该书分中风、痿、伤风、痰等十七类，有论有按，证方俱备。如徐梦符著有《外科灸法论粹新书》一卷（惜已佚失不传），徐士明善儿科，时值元末兵乱，婴孩多疾，遇高人授于幼科，经其救治，全活甚众。其子徐杜真，亦以医名，撰有《徐杜真方书》。另有徐存诚、徐凤石……等，亦各自有所长。

至明代，由于民族统一，“四海咸宾”，多年战乱后的休养生息使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注重人的主体精神、承认人的价值的思想和“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实用观念日渐浓厚，与此同时，许多或参加科举屡试不第或痛感官场黑暗而唯恐避之不及的有志之士，便索性将志趣转向其他方面，如以王阳明、宋应星、徐霞客、徐光启、冯梦龙、李时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分别在哲学、自然科学、农学、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凡此种种也引领了大批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其时处身于此思潮中散落各地的徐氏后人，对于自身的真正价值开始重新认识。尽管后世从这一角度文字记载寥若晨星，但《中医辞典》之罗列虽略显颠倒缺失，仍不失供我辈管窥蠡测之资。看官且允略梳理如下。

徐谦，明儿科医家。字仲光，号澄观。?李（今浙江嘉兴）人。撰有《仁端录》十六卷，后经其弟子陈葵加以删定，为论痘疹的专书。徐氏认为治痘应分别五脏所主，及经络传变，观形察色而诊治，并附治疹之法。其所述治痘之法着重审证论治，不偏于攻或补。

徐用宣，明代儿科医家。衢州府（今浙江衢州）人。世医出身，晚年贯通医术，尤精于小儿科。搜集小儿诸家方书，以《小儿药证直诀》为本，参附己意，择取良方，汇成《袖珍小儿方》十卷。书成于永乐（1403-1424）年间，并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重刊。

徐彪，明代医家。字文蔚，号希谷。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太医院院使徐枢子。正统十年（1445年）被荐入太医院，先在御药房任职，三年后升为御医。1451年（景泰二年）升为院判。撰有《本草证治辨明》十卷、《论咳嗽条》、《伤寒纂例》各二卷。

徐陟，明代官吏。字子明。直隶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曾任南京刑部侍郎等官职。余暇搜集简便方剂，由太医院医官赵文育整理成《新验简便方》一书。

徐?，明代医家。号匿迹市隐逸人。应天（今江苏南京）人。行医数十年，于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颇有研究。以为前人只注《伤寒论》而未注《金匮要略》，致使俗医分伤寒杂病为两家。徐氏有慨于《金匮要略》与《伤寒论》之睽离，乃将其校梓，即后收入《医统正脉全书》之《金匮要略》（徐氏序于1585年），为研究《金匮要略》之重要刊本。

徐春甫，明代医学家。字汝元（或作汝源），号思鹤，又号东皋。祁门（今属安徽）人。家世业儒。因多病，乃从师于名医汪宦。博览医书，通内、妇、儿等科。曾在太医院任职。隆庆初（1568年）参与组织成立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编着有《古今医统》、《内经要旨》、《妇科心镜》、《幼幼汇集》、《痘疹泄秘》等书。对李杲的脾胃学说很为推崇，并主张良医应当兼通针药，认为用药不可泥守古方，临证应会变通加减等，他的医论和著述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徐师曾，明代官吏。字伯鲁，号鲁庵。吴江（今属江苏）人。幼先习儒，长而博学，兼通医卜、阴阳等。将其友沈承之（子禄）所著关于经络之书稿续编成《经络全书》两卷。（1576年）。初仅有传抄本行世，后增订刊行（1688年）（因历经传写，误题为“师鲁”者），又撰有《医家大法》两卷。

徐升泰，明末医家。字世平。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精研儒术、博览医书，对马莳《素问注证发微》一书尤有心得。晚年专门着书。编《本草正伪补遗》。已佚。

至清代徐氏历有人才出，亦各具特色，较有声望的如康熙年间医术精湛，断病详明，时人称之“徐仙”的徐子瞻，尝撰《四大家辨》的徐镛，晚清的徐龄臣、徐子默、徐润之、徐彬、徐锦以及上海县志所载道光年间徐氏精于女科的徐调梅等人。

其间，最有建树的当属康乾时期医学家，博文多才的徐灵胎（1693-1771年）。原名大椿，又名大业，灵胎乃其字，晚号洄溪道人。江苏吴江人。他自幼业儒，且学有家传，通晓天文、水利、等，又精诗文、音乐、武艺。以诸生贡太学。后因家人有误于医者，始习歧黄，博采医源。前后行医五十年，精于临床，曾二度应召入京为皇室治病。毕生勤于著述，著述甚丰，尤注重阐发经典医著。主要著作有《医学源流论》两卷（1757年），集中反映其学术见解，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具有深厚的养生理论根底的徐灵胎少时喜研《周易》、《道德经》，朱熹《四书集注》烂熟于胸。诸如《周易》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中的清心寡欲，见素抱朴，爱气养神，祸福相倚，以柔克刚等论，《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言，无不铭记在心，拳拳服膺，深信不疑。无论立身处世，摄生保养，俱终身奉而行之。

由于自幼体弱，他深信《吕氏春秋》所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则生百病）。”故一生习武，他魁梧伟岸，声如洪钟，步履轻快，四肢灵活，思维敏捷，头脑机灵，直到晚年都身心俱健。享年近八旬。

他勤奋钻研医书，通晓其中大义和精神实质，又从中提炼疑难问题去请教当地某些名医，岂料他们却茫然无措，根本回答不出。徐灵胎只得求诸己，靠深入钻研来解决问题。他首先研读《内经》、《难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廓清医学源流，他撰写的第一部医著是《难经经释》，也就是运用《内经》的某些论述来解《难经》条文，发表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指导临床和摄养大有助益。对于前人的医著，他绝不盲从，而是“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再运用于临床实践或指导摄生保养。

针对医界当时流行一时的用六味地黄丸和八味肾气丸通治百病，甚或将之用作日常养生保健药物来服用的风气，徐氏指出，无论是何种药，均必须对症用药，哪怕是用于日常摄养也如此，断不可滥服。徐氏此论，对今人仍极有启发。君不见现今六味地黄丸和八味肾气丸仍然是两种最常用的中成药，六味地黄丸用于滋阴补肾，八味肾气丸用于温补肾阳，对此应准确辨证施用，不可任意滥服，否则同样会带来副作用。

针对当时诸如长生不死的虚妄之说，还有人们一味贪服贵重药以求防病长生的错误做法，徐灵胎指出，养生的意义在于切实保养元气，争取终享天年， 凡一切患者和追求养生长寿者，都勿要迷信贵重药物。药物倘若对症，贱药也能健身防病；药物不对症，再贵重也会延误治疗甚至损伤身体，还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害处至深。故此告诫病人和所有重视养生保健者，切忌滥服贵重药物。而医生为向患者讨好献媚，专开处贵重偏僻之药，此种行径无异乎是在故意欺人害人，令人不齿！
    至近代，陆续又有徐大桂（1895-1944年），字桂辛，号毓衡，又号钝斋。从师于族兄大昭（字桂亭），尽得其传。本世纪30年代初曾在安徽舒城、安庆行医。以温病见长，杂病以治肝病著称，并擅用单验方治重症、急症。旁通西医知识。有《脉症会解》等多部著作。徐丽洲(1892～1962年)，生于上海川沙县。父祖九世业医，家藏医书颇丰，自幼耳濡目染，有志于岐黄之术，少年随父徐雨田习医，后又师从南汇名医陈雪生。悬壶沪上，专攻幼科。曾任中国医学院临床导师，又每在“广益善堂”等慈善机构义诊。

徐右丞，名树弼，1864年生于湖南长沙，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赴北平，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后开馆行医。徐氏为人正直，医道精深。自悬壶以后，每日诊治人数颇多。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前来就诊。有的病人为了早日得到诊治，整夜守候门外。徐氏特意开设贫民号，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不仅不收取诊费，且送其药物。劳苦大众无不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为发展我国传统中医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氏临床擅长治疗肿瘤及各科杂病。对于肿瘤辨证施治，分清虚实，辨明部位，认清早晚，攻补兼施，疗效颇佳。实者采用清热解毒、化腐消痈；虚者采用益气扶阳、滋阴养血，同时佐以化痰软坚，往往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对于其他各科杂病的治疗，徐氏亦以辨证施治为准则，临证应用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

徐氏临床处方多用温病方，兼采伤寒方。既用汤剂，也用成药，内服、外用兼施。对于某些皮肤病、关节疾病，常常一剂药煎取三次，头两遍内服，第三遍煎得的药液外洗。徐氏处方简洁明了，功效显著，深受患者信赖和好评。

另一门后人徐则先（1920? 2005 ），江苏名中医。7岁启蒙于村塾。12岁从师于本镇秀才徐双白夫子门下，专修中国古典文学。15岁随父徐曙东学医，耳濡目染，18岁即悬壶梓里，求医者络绎不绝。至建国之初，已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

徐氏具有较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功底，同先辈一样，徐氏的成才，也得力于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文以载道”，中医学之“道”，无不以古典医籍为载体，不学好就难以入中医学之门；国学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正是造就一代“儒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徐氏在内、妇、儿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始终以“济世救人”作为行医的准则，并常常用“医乃仁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信条教育门人，规范自己，从而将自己与那些追名逐利的“江湖郎中”区别开来。

　　徐氏虽出身于中医世家，但他深明学术可以家传，但名医不能靠世袭。日后欲自立于高手如林的医界，不能靠躺在父辈祖上的功劳簿上，必须靠个人奋斗。故他治学从不满足于“知其然”，而是务必“知其所以然”。寝馈于古典医籍，数十载而不辍。他认为学中医就是要多读书，一要读懂，即明其义；二要读熟，即在明其义的基础上，须背诵出来。如此临诊时方能学以致用，进而左右逢源，一隅三反。唯其如此，则不致沦为“医匠”。同时，徐氏还非常注重带着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去“博采众方”，无论是古人的，还是当代同行的经验，乃至西医学的东西，他都兼收并蓄，以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如此几番反复，成才之路之曲折坎坷堪比先祖徐灵胎。

看官，你道铺陈这许多旧事却是为何？朱夫子有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徐氏自古至今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若许年。俗话说饮水思源，而今自源头方引出这如许清流来，胸怀济世之心穷且益坚矢志不渝，始终秉承诚其意，孝其心，公其行，广施其福德，欲问此乃何者？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