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伤：第十一章 医患??不该对立的对立

十一（1）
　　
　　
　　查完房回到办公室，刚做下曾宪雨就抱怨：“这放射科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了。前天做CT什么都没看见，建议做磁共振，给患者做了半天工作，好说歹说，别人总算同意了。今天结果出来了，又建议做CT。让我怎么跟患者交代。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水王说：“要不你请肿瘤科会诊。”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夏长所
　　曾宪雨说：“我可不敢请，一请更麻烦了，他肯定建议你做PET?CT，做一次九千九，结果出来肯定跟没做一样。”
　　水王说：“这东西是挺害人，当时宣传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形态与功能的完美结合，听完介绍我有种感觉，只要不是文盲就可以当医生。病人一来，用那机器一照，什么病就清清楚楚了。”
　　曾宪雨说：“那机器买回来半年了，我们科也做了五、六例，有一个病人是靠PET?CT诊断清楚的吗？这一万块钱花出去，连一声响都没有，人家怎能不恨医院？”
　　水王说：“可你还不敢不做，万一漏诊了，打官司，人家会说‘会诊意见让做，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我到医院是来治病的，不是来省钱的’，这叫剥夺别人的生存机会！”
　　曾宪雨说：“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落后、最低效的医疗体制，一方面用世界上最苛刻的法律??举证倒置来向医生问责，一方面是国家极少的投入，它们就象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带着如此沉重的脚镣，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让老百姓满意？”
　　水王说：“可老百姓看不见这些，媒体向他们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医德，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除了知道红包回扣外，还知道什么？没看见他们一方面对‘举证倒置’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对‘看病贵’深恶痛绝吗？有几个人知道它们之间是风火相加的关系？”
　　曾宪雨说：“其实医疗纠纷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关键你如何来解决它，是勇敢的面对问题，还是转嫁矛盾。美国曾发生三次大的医疗危机，看看他们的解决过程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水王的兴致来了，说道：“说来听听。”
十一（2）
　　
　　
　　曾宪雨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医疗事故案件激增，医疗责任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巨额医疗损害赔偿，无法维持正常业务运作。各州保险公司被迫提高医疗责任保险费率，提高幅度根据医疗专业的不同从15％到30％不等。结果一些从事高风险医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如创伤外科、产科等，因付不起高额保险费而停业或改行，医疗服务市场遭到巨大冲击，患者就医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医疗危机。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危机又在八十年代和2000年后又发生了两次。”
　　“这一停业，问题就能解决。”水王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总能一语中的。
　　曾宪雨看了他一眼，没理他那查儿，接着说：“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各方联起手来，积极应对。其中举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当时加州是医疗危机的重灾区，到1972年底，保险公司收取的每100美元保险费，就需要偿付超过150美元赔偿金。这样就动摇了医疗保险市场。在1975年1月1日，两个主要的保险公司宣布放弃南部加州的医疗保险业务。此外，另外有一个保险公司将加州北部医疗保险费提高了380％。由于付不起高昂的保险费，数千名医生宣布停止执业，加州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市场遇到了寒冷的冬天。1975年5月，加州当局要求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来解决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危机，推进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这次会议上，医、患、保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Keene Bill的方案受到重视，该草案涉及卫生保健制度、侵权法律制度和保险法律制度。后来，当局还举办了多次的论证会议，聘请了保险精算师处理相对中立的数据，最后的结果就是1975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诞生了。现实证明1975年MICRA具有极强的效果，限制了投机的医疗责任诉讼行为。其规定非财产损害赔偿金的上限是25万美元，同时还规定了律师费用的滑动折算制，尽管加州的诉讼次数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50％，但从1976年开始到2001年，加州的保险费率仅仅上升了167％，而全美平均保险费率上升505％，其中佛罗里达州的保险费率上升了2654％！你可知道这部法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是谁？”
　　水王说：“当然是医生和患者了。”
　　曾宪雨说：“所以老美做事经常让人感到不可思意。这部保护强者??医生的法律，却得到了患者的大力支持，而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律师和法官。因为医疗律师通常可以得到患者胜诉赔偿额的30％到50％作为风险代理费，而美国的诉讼程序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认定‘医疗过错’，这笔费用有时占诉讼费用的60％！平均下来，大概只有34%的赔偿额能够到患者手中，也就是说这部法律最大的受害者是法官和律师。。律师声称‘这部法律让患者得不到优秀律师的帮助’，而这部法律的支持者则反驳道‘患者得不到优秀医生的帮助比得不到优秀律师帮助的后果更严重’。这部法律十年间为美国节约了150亿美元，几百万本来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获得了保险。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可假如这样一部能够产生‘双赢’结果的法律发生在中国，经过素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的记者用他们那独特的视角一解读，在一片‘同情弱者’的呼喊声中，用不了三天就会臭名昭著，灰飞烟灭！”
十一（3）
　　
　　水王说：“中国老百姓并不是不讲理，问题是这些年医患矛盾已经被政治化了。现在医生支持的，患者一律反对；患者支持的，医生一律反对。提案本身的对与错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把医疗问题上纲上线的结果。”
　　曾宪雨说：“解决医疗纠纷本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被政治化之后，人们都变的固执起来，本该支持的，他们选择了反对。”
　　水王说：“这大概是中西方的差异吧，在中国，政治总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解决什么问题，必须得首先问一下政治上是否正确，所以卫生部的原则是永远站在患者一方。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坚定，很正确，但患者却要以泪洗面。美国人不讲‘为人民服务’，可他们的医患矛盾远没有中国尖锐。国情不一样，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曾宪雨说：“国情是不一样，而且这部法律也的确不适于中国，因为目前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区别。可这其中所渗透的哲学思维、政治智慧、实干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每年有大量的官员出国考察学习，结果是‘学虎不成反类犬 ’不就是因为没学到精髓吗？
　　医生和患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制定任何政策都不能忽略这一点。这部法律设定了最高的赔偿数额，看起来是损害了患者的利益，可它多让几百万人买得起保险。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患者，反之亦然。再看看我们是如何处理医患纠纷的？法院要保护弱者；卫生部长宣布‘在医疗纠纷中，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坚决地站在患者一方’，好一个坚决地站在患者一方，患者的脊梁快被这些只会说官话、套话、空话的人民公仆的给压断了！
　　当矛盾尖锐的时候，矛盾各方都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找出问题，找出分歧，找到办法，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误会，可以减少解决问题的成本，政府居中调节。可有些人偏不，下车伊始，不明就理，就颐指气使，今天‘怒斥’，明天‘严惩’；
　　他们就是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利，想降价就降价，想举证倒置就举证倒置。结果怎么样？医患矛盾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天天叫嚷要加强执政能力，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加强执政能力是实实在在、一点一滴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不是‘怒斥’出来的。”
　　水王说：“他们除了‘怒斥’还知道什么？你就从他们出台的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他们思维混乱，做事毫无章法。现在明明‘看病贵’是主要矛盾，可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推出‘举证倒置’，这对看不起病的人不是雪上加霜吗？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体制改革不启动，问题就不会解决，可他们还在犹豫，还在观望，时不时的大吼几声医德。”
　　曾宪鱼说：“现在就有那么一群西装革履，头发铮亮，夹着公文包的人天天叫嚷着‘保护弱者’。他们坐在四季如春的办公室，一边惬意的喝着咖啡，一边讨论着穷人们看病贵的问题。当他们在不遗余力的为穷人们降低药价的时候，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药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贵的药。当他们用‘举证倒置’来保护弱者的利益时，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出了一些患者并不是十分需要的，却需要患者劳作一年的检查单，他们获得了打官司的便利，却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当患者愤怒的时候，他们告诉患者都是医德惹的祸，他们的‘好经’被咱们念歪了。”
　　水王说：“这些人的办公室到医院的路实在是太漫长了，以至于他们更倾向于从报纸、电视来了解患者疾苦，了解医疗问题，根据医疗黑幕来制定卫生政策。”
　　曾宪雨说：“一些人刻意转嫁矛盾，一些趋炎附势的记者混淆是非，不明真相的群众文攻武斗，处于旋涡中心的医生或愤而出走，或随波逐流。”
十一（4）
　　
　　水王说：“昨天我表弟到广东去打工，路过我这儿。他卫校毕业后，在我们老家的乡卫生院干，后来当了三年院长。虽然治不了什么大病，但治一些常见病还是没问题的。他聪明能干，服务有周到热情，卫生院的生意不错。但半年前发
　　生一起官司，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曾宪雨问：“为什么？”
　　水王说：“有一个产妇，产前检查有重度妊高症，我表弟建议转送市医院，但因路途遥远、颠簸厉害，家人不肯。数日后生产，突发子宫大出血，卫生院用药物注射和体外按摩压迫止血；同时一面寻找家人抽血，一面派人前往市医院取血。止血失败，仅从患者父亲身上抽得200ml血液输入患者体内，市医院血袋送至时，产妇已经因失血过多死亡。产妇家人遂向法院起诉。经法医鉴定，结论为：医院应当预见有发生大出血的可能而未预先准备血袋；产妇大出血时，本可以采取手术钳宫内止血而未采取，致产妇死亡，应认定为医疗事故。卫生院辩称：自己作为乡卫生院，无权建立血库，而路途遥远为血液未能及时送到的客观原因；手术钳宫内止血也超出了其手术能力，法院不予采信。最终，经调解，医院赔偿产妇家属约15万元。我表弟说‘妊高症产后大出血，在大医院也是死亡率很高的病，可他们却让我们赔十五万’说到这儿，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流下了眼泪。”
　　曾宪雨说：“现在是死了人就有理。”
　　水王说：“那是一个‘弹棉花是轻工业，打铁是重工业’的小镇。卫生院的条件更是让人吃惊，高压锅都属于高档设备。两年前有个亲戚得了胆囊炎，由于去不起市里面的医院，表弟就来找我。我把外科的吴玉东叫上就去了。手术前洗手时，用的是个生了锈的脸盆，使我吃惊不已。到了台上，才发现只有两把腹腔拉钩、一个刀片、7把血管钳、5块敷料。真正的‘合理化’手术：只要随便掉一件东西到地上，手术就得完蛋。吴玉东嫌器械太少，表弟说，不够用的话，还有一个产包（平时只做阑尾切除和剖宫产）。手术的时候，表弟不断提醒吴玉东‘教授小心，教授小心，别掉了，别掉了’，搞得他哭笑不得，冷汗直冒。上天保佑，最后总算把手术顺利的做完了。吃饭的时候，表弟说他们一年能做阑尾炎四十多例，剖宫产三十多例。医院最好的设备是市医院淘汰的一部彩超，不过已是雪花飘飘。”
　　曾宪雨说：“过去有人说省级医院死了人，好比火车压死人；市级医院死了人，好比汽车压死人；卫生院死了人，好比拖拉机压死人。这拖拉机压死人你脱的了干系吗”
　　水王说：“明明是拖拉机，可人们却要求它跑出汽车的速度，翻了车还要追究你的责任。”
　　曾宪雨说：“保护弱者嘛。”
十一（4）
　　
　　这时水王的手机响了，是水嫂打来的，“喂，领导，有什么指示？”
　　“我们头儿病了，又咳嗽，又发烧，你给看看。”
　　水王说：“这么重要的人物我可不敢看，那万一有个好歹我可吃罪不起，要不让他到医大一院去看看，那儿都是大教授。”
　　水嫂说：“你敢？我已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人家了，他们估计已经快到了。麻烦江大教授上点心，看好了有赏。”
　　电话已经挂了。
　　“屁事多”水王骂了一句。
　　
　　过了半个小时，病人及家属如期而至，一阵寒暄之后就直奔主题。原来患者这几天都有点咳嗽，昨天开始发烧。水王看了看，估计是上呼吸道感染，用点抗生素就行了。但又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水王最烦的就是给这些半生不熟的人看病，既不能出问题，花钱还要少。到底要不要给他拍个片？
　　水王说：“我看就是个上感，用点先锋V吧，最好能拍个片。”
　　家属说：“是拍片好，还是做CT好？”
　　水王说：“我觉得拍个片就够了，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做个CT也行。”
　　家属挺高兴，说：“那好，我们听你的。”
　　水王给他开了三天的药和一张拍片的申请单。
　　
　　回到家，水嫂问：“我们领导的病怎么样？”
　　水王说：“让他拍了个片，给开了点抗生素。以后别再给我这些‘好’事了啊。”
　　水嫂说：“你看一个病号花你几分钟？把你累着了？怎么做点好事心里就不舒服呢？”
　　水王说：“是累不着，可担风险啦。”
　　水嫂说：“这感冒是最常见的病，要是这样的病你们都不敢治，还不如卖红薯去。”
　　水王说：“要只是感冒，那皆大欢喜。要是别的，比如肿瘤，尽管它的几率很低，可万一碰上了，我就完了。”
　　水嫂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那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不放，为什么不首先考虑那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水王说：“我一年看三四千个病人，即使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三年也会碰一个。你知道真要漏诊一个肿瘤病人后果会怎么样吗？”
　　水嫂说：“怎么样？”
　　水王说：“家属说‘病人是走着进来的，结果却躺着出去。医生不负责任，什么检查都不做，就知道用抗生素，法庭上见’，这还是好的，碰到横的，别人不跟你打官司，直接叫上几百人，把灵堂往医院一摆，并叫上记者。记者会写一篇文章‘庸医杀人’，引来一群愤民潮水般的攻击。官司还没打，医院已经输了。上了法庭，法官会说‘医生本应该意识到有肿瘤的可能性，却不做相关检查，造成漏诊，医院应该负全责。给患者省钱不能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患者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医院说‘你怎么搞的，这么简单的病你给漏诊了，害得医院赔了几十万，看一个病人才几块钱的挂号费，要看多少个病人才能补回来？’身陷重围，四面楚歌的我们还有活路吗？”
　　水嫂说：“那应该怎么办？怎不能病人一来就做CT吧。”
　　水王说：“一个发烧的病人来了，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先抽个血，大致判断一下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如果怀疑是细菌，就给抗生素。三天后如果好了，一切OK。如果不好，拍个片，条件好的直接做CT，看有没有其他情况，比如结核，或者肿瘤。查不清的，收入院，系统检查。”
　　水嫂说：“那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水王说：“为了能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水嫂说：“医患间的不信任也是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啦。”
　　水王说：“没有信任就没有委托，当患者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委托给他们所不信任的一群人，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了事，就很容易上纲上线。现在哪个医生拿手术刀的时候，手不在颤抖啊！”
十一（6）
　　
　　由于长时间的化疗，江雨亭一次次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她重度贫血，血色素不到五克。白细胞根本就探测不到，化验单显示为零，这就是说她已基本丧失了抵抗力。口腔多发溃疡，有的地方已发生了溃烂，哪怕稍微张一下嘴，都会引起剧烈疼痛。水王每天早晨来了先去看她。可今天水王进病房看到的一幕让他震惊??江雨亭拿着一个馒头在咀嚼，边吃边说：“妈妈，你看我可以吃东西，那些补充营养的药就别用了，家里的东西都卖的差不多了吧？”
　　水王赶紧扭过头去，眼泪已经流出来了。“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啊！关羽刮骨疗伤不过如此吧？”水王过去夺下馒头，对她说：“你现在不能吃东西，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了，这样有助于你的恢复。”
　　回到办公室，陈言拿着江雨亭的化验单对水王说：“江老师，江雨亭的血培养出来了，查到细菌了。”
　　水王接过化验单，审视了半天，最后对陈言说：“把现在的抗生素停了，换用泰能。另外把抗真菌的药加上，用斯皮尔诺。”
　　陈言说：“可这一天要两千块钱啦。”
　　“用。”
　　陈言还想说，可看水王态度是如此坚决，只好作罢，转身到电脑前开药去了。
　　“看看她帐上还有多少钱？”水王吩咐道。
　　“五千一。”
　　“给她开两支斯皮尔诺，剩下的开泰能，把钱全部用完。然后给她申请两个单位的红细胞和十个单位的血小板。记住，一定要等到把药发到她的手里，再申请血。”说完，水王就回他办公室了。
　　陈言十分不解，水王今天是怎么了？
　　
　　下午主任看了江雨亭，对陈言说：“她感染挺重，给她做个肺CT，然后请呼吸科会诊。这什么检查都没做，怎么随随便便用这么贵的药？这要是打起官司，还不一打一个输？”
　　陈言把主任的意见给水王说了，水王说：“能做个CT当然好，可她现在最需要的不是CT，而是有效的抗生素。你就对主任说现在患者欠费，做不了。”
　　陈言说：“现在只有这两种药才有效吗？”
　　水王说：“我不敢说它们一定有效，但它们最可能有效。与其用那些便宜但又明知道没用的抗生素，还不如孤注一掷，一下子用到头。两天应该能见效，要是没效，那她就过不了这一关了。”
　　陈言又问：“为什么你要让我等把药拿回来在给她申请血。”
　　水王苦笑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医院对欠费控制的很严，一欠费电脑就自动封帐，什么药也开不出来，什么检查也不能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输血。自从福建连江的‘输血案’发生后，医院就解除了对输血的限制，不管病有没有钱，他们怕头上的乌纱帽丢了。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给她透支两千块钱，能帮就帮一点吧。”
　　“现在当个医生可真不容易。”
　　“不容易不还得干吗，毕业了还想留这吗？”
　　“不想。”
　　“为什么？”
　　“我没钱，就是有钱也不给那群王巴蛋。明年毕业的现在都在四处活动，有钱都送不出去。五万块钱是起步价，手术室进个护士得这个数”说着就亮出一个巴掌，正一下，再反一下。
　　“十万？”水王很惊讶。
　　“我们寝室有一个想留，所以天天打听这些事。现在别人就是收了你的钱，也只能保证你进医院，具体哪个科还说不定。万一给你留到了急诊科，ICU那不就惨了。”
　　“为什么不能定科呢？”
　　“因为同时进院的有好几十个，好科室都想去，这就取决于这几十个人中谁的关系硬。”
　　“我还不知道现在留这个医院要花这么多钱？愿不得现在的小大夫开起药来一个比一个猛。”
　　“毕业的时候都是快三十的人了，身无分文，连上学带进医院十几万都扔进去了，靠工资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
十一（7）
　　
　　周四下午是业务学习的时间，但早已被其它各中学习所代替，今天下午医院要求各科室组织学习举证倒置。
　　富主任说：“上周各科主任、护士长集中培训了一周。医院请了法律教授、法官、律师从各个角度来讲医疗纠纷。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应对举证倒置，如何防范医疗事故，如何处理医疗纠纷。院里要求要求在今后一个月里每个星期抽出一个下午来学习。今天是第一次，大家来讨论两个案例。
　　案例一：患者甲某跌入水坑，头破血流，神志清醒，3时由朋友送至医院急诊室，医生为其清理创口，口头告知有颅内出血的可能，最好拍CT验证，但因费用太高，建议留院观察数日。此时另一病人亦急需清创，医生告知甲某稍候，甲某因有急事私自离开，回距县城较远的家中，留下朋友取药。7时许，甲某昏迷，9时复入院，诊断为颅内出血，抢救无效，于 11时死亡。甲某家人起诉医院，医院有实习医生证明医生曾要求甲某住院，法院不予采信，最终以医院无证据证明已尽必要的诊疗义务且未经必要检查以致患者死亡为由，判决医院赔偿约30万元。
　　案例二：患者乙，因胸痛到某医院就诊，急诊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要求患者住院。患者不同意，要求在急诊室处理。医生给予“硝酸甘油”静点后，患者胸痛缓解，遂自行离开医院。患者回到家在上楼梯的时候，再次发生剧烈胸痛，120赶到时，患者已死亡。家属起诉医院没有履行告诉义务，医院辩称已履行告知义务，有病例为证。最后法院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医院让患者明白了其所患疾病的严重性”为由，判医院败诉，赔偿20万。
　　富主任话音刚落，彭艳就说，看得出来早已沉不气了，“这医生真是没法干了，以后咱们干脆一人配一个录音机，把所有说过的话都录上，免得到时候拿不出证据。”
　　周续说：“录音很容易伪造，它的效力有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人配一个摄像机，一举一动全拍下来，或许能解决一些问题。”
　　富主任说：“行了，就别发牢骚了。现在的医疗环境，舆论导向对我们很不利。从上面两个案例可以清楚的看出来，现在法官是明显偏向患者的。这并不是什么同情心，而是一种惯性。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同情弱者’的政治取向，而做出有利于医院的判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稍不注意就要受到舆论的围攻。另一方面，当医院付出了一笔高昂的赔付之后，有功人员自然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可媒体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法官还偏的不够，而且他们还经常越俎代庖，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就已经做出了道德评判，为随后的‘民意’定下了基调，法官当然不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违’做出对医院有利的判决。尽管医院经常败诉，可在媒体的筛选之下，也会以‘常胜将军’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记者笔下，窦蛾永远是患者！”
　　张曼说：“说实在话，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中，无论怎么做，在法庭上都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案例一是因为没签字而败诉。案例二到是让患者签字了，但法庭仍然以‘不能证明让患者明白疾病的严重性’为由判医院败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患者已经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是不是医生把教科书上的内容一条一条的写在病历上，逐字逐句的的解释？可在救人如救火的急诊室，为了满足一个人这样的要求，有多少急待处理的患者被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就叫尊重知情权吗？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我更加难以预料的是，即使医生让患者认识到了严重性，不知道法官还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判医院败诉。与其那样，就不要让我们一心为民的法官太为难了，干脆不让患者签字，既省了许多麻烦，也少了诸多纠纷；即可使判决更加公平公正，我们也可以输的心服口服。法律的公正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得以完美结合，和谐社会也因此而建立。”
　　周续说：“为了满足患者索赔的要求，医院应该准备充足的赔偿基金。”
　　彭艳说：“所以还是要多开检查，多开药，免的别人到时候赢了官司赢不了钱。”
　　老爷子说：“再这样下去谁还敢治病啦，别说什么创新、发展了，就是日常的工作也要受到巨大影响。看来半个世纪前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刚解放那会儿，划成分，那时的医生没几个出生好的。医生自然成了严加看管的对象，但那时医生比较缺，所以基本上都能正常工作，可千万不要出事。如果一个患者死在了手术台上，做手术的医生就会自己回家，收拾好行李，在家等着，一会儿就有人把他带走，送到农场改造，先前在那儿的医生就可以走了。而他就必须等到下一位医生来接他。以至于后来没人敢做手术。当人们认识到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后，医生的待遇才慢慢好一点，医学才又开始蹒跚前进。”
　　曾宪雨：“这场医疗危机肯定比五十年代更严重。那时人们还是普遍同情医生的，医生的群众基础还不错。而现在医患关系已势如水火，照这样下去，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富主任说：“国家大事咱也管不了，能看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对于政策的评判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既然法院要求我们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大家脑子里就要绷紧这根弦。日常工作中，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能证明自己清白吗？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吗？还有病志，我们的老院长曾经说过，一份病志在任何时候拿出去都要经得起考验。而我们的病志呢？医院让每个科每个月准备十份病志接受检查。就是这样精心准备的病志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就可想而知。现在卫生部放话了，发生重大医疗纠纷，院长撤职。院长对我们说，科里出了大的医疗纠纷，撤科主任的职。我也没办法，责任还是大家来分担，以后哪个组出了事，对不起，主治医下去拿床，谁有能力谁干。”
十一（8）
　　
　　两天后，江雨亭好多了。不发烧了，脸上有了血色，而且口腔溃疡也少了，她终于可以说话不必痛苦了。陈言对她说道：“你终于好转了。”
　　可江雨亭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说道：“有什么用，下次化疗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陈言说：“化疗都是前面重，以后会越来越轻。”
　　江雨亭淡淡一笑，说：“陈大夫，你看我还能活多久？”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是挺好吗？”
　　江雨亭说：“虽然是谎话，但也是一片好心啦。死，有什么好避讳的？人有死的义务。”
　　陈言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江雨亭继续说：“前一段时间给一个脑死亡的人进行安乐死的事在美国闹的沸沸扬扬。我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光是心脏在跳动，更重要的是大脑在思维。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也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有些病人全身插着管子，胃管，导尿管，有的还要上呼吸机，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他们就是靠这些管子维持着生命。而且还要不断的抽血，做各种检查。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没有笑容，没有眼泪，不能睁开眼睛，不认识亲人，不认识朋友。假如他们有意识，他们能说话，我想他们会说：‘你们在折磨我，我也在折磨你们。放弃吧，让我走吧，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该走的人应该走，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我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祷’。可惜亲人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还在坚持，坚持。这样的坚持是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的，有些人甚至倾家荡产。这样的坚持是需要巨大的感情支持的。当你面对一个没有任何反应的人，你为他端屎端尿，为他洗澡翻身，为他消耗着青春生命，那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其实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在等待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陈大夫，我很害怕我会有那么一天。假如那一天真的快要到来时，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要死的有尊严。生老病死的规律谁也无法逆转，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义务。该离开的时候就离开吧。”
　　陈言说：“那么在不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活，人只要活着就有她的价值。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青人带着一束丁香花，那另一个城市去看望女友。到的时候，女友在上夜班，他就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第二天早上他准备拿着花去接女友下班的时候，发现花儿枯萎了。年青人很着急，满大街的找，希望能找到这种花。当他失望而归时，发现有一个院子里的丁香花开的很娇艳，紫的浪漫，白的纯洁，粉的温馨……年轻人鼓足了勇气敲了敲门。过了好长时间，出来一位老者。年轻人把情况说了以后，老者就转身而去。过了一会儿，老者捧了一束丁香花递给了他。年轻人很兴奋，他正准备说谢谢的时候，老者先开口了‘谢谢你’。年青人很诧异，老者说‘两个月前，我的妻子去世了，我一下子失去了精神的支柱。所幸的是有子女和亲戚朋友陪着我，但逐渐他们都走了。前天我的女儿也回她自己的家了。这两天，守着这所空房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没想到今天竟有人敲我的门，你的请求让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拿着花快去吧，小伙子’。年青人向老者鞠了一躬，跑了。”
　　江雨亭认真的听着，一阵寂静过后，她说道：“我很喜欢丁香花：雨巷丁香，无止的彷徨,无限的遐想,无尽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