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伤：第六章 “二号管”事件

吃完饭，水王在书房看书。没多大一会就听到水嫂在外面喊：“江大夫，快出来看，又有医院又上焦点访谈了。”
　　水王一听就知道没好事，喊了几遍才出去。原来是北京一家医院给患者做心脏介入手术，重复使用一次性导管，被称为“二号管”事件。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夏长所
　　“我当是什么事呢，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这么干，也值得大惊小怪？”水王很不屑于顾的说到。
　　获得如此攻击医院的良机，水嫂哪肯轻易放过，说道：“说的轻巧，既然重复使用，厂家为什么把它定为一次性产品？”
　　水王说：“这还不明白吗，一根导管使用一次，那使用量就大，厂家赚的就多。可这一根管一万多块，只用一次也太败家子儿了吧。”
　　水嫂说：“原来你们是在为患者省钱，搞了半天你们都是好人啦。可为什么重复使用，收费的时候一分钱也没少收？”
　　水王说：“有人吃亏，就有人占便宜，有些人掏了一万块钱用的也是别人用过的导管，可有人用了好几根也只收一根的钱。”
　　水嫂说：“我就不相信你们有那么好心。”
　　水王说：“信不信由你，这倒也不是完全由于医生好心，只是为了使手术的价格相对稳定，让更多的人做的起这个手术。当然医生的收入也会提高，这就叫与人玫瑰，手留余香。”
　　水嫂说：“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为什么不让患者知情，感情你们都是一群无名英雄啊。”
　　水王说：“没必要，因为这导管第一次用和第二次用没啥差别，就好比手术用的镊子、钳子用了一次就不能用第二次了？是不是在做手术前要向患者交代这把钳子是第一次用，这把镊子是第二次用？”
　　“你们这是侵犯知情权”，水嫂想进一步反驳，电话响了。水嫂拿起电话，“喂，什么？”，“现在怎么样？”
　　“好，我马上跟他说。”
　　水王知道又有什么人病了，报仇的机会来了，假装在哪看电视。
　　水嫂放下电话，刚想开口，看见水王那得意的样子，又觉得掉不起那价，但不说又不行。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说，“大丈夫还能屈能伸呢，何况我还不是大丈夫”。
　　“喂，我二姨的心脏病又犯了”水嫂的语气温和多了。
　　“是吗？”水王继续看电视。
　　水嫂紧盯着他，要是平时坐垫子早砸过去了，但今天她得忍，“她今天犯了三次，刚才表妹来电话说明天到你们医院去看看。”
　　“可以”水王头都不扭一下，他估计有人正瞪着他。
　　水嫂想明天自己带这二姨去医院，不求他。可一想刚才的焦点访谈，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你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
　　“不好说。”
　　水嫂觉得软的不行，还得来硬的。她夺过遥控器把电视给关了，“人家那边等着呢，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水王知道她会沉不住气，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扭过身子说：“我觉得吧，现在医院太黑，医生医德太差，到医院哪是去治病的，分明是送命的。所以咱宁可自己到药店买点药，也不到医院花钱买气受。”
　　水嫂虽然有点理亏，但觉得还是不能示弱，说道：“不就刚才说了你几句吗，有意见就说嘛，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水王感叹道“女人啦，求人的时候还这么盛气凌人”，嘴上说：“哪敢对领导有意见，我只是提个小小的建议，去医院不如去药店，反正药店治冠心病的药有的是，而且还便宜，不用到医院找气受。再说了，领导批评几句怎么了，有人想让领导批评，领导还不批评呢！爱之深，痛之切嘛。”
　　水嫂再也忍不住了，拿起坐垫子就打过去。水王往后一倒准备躲，水嫂眼疾手快，顺势把他按在了沙发上，边用垫子打他，边说：“我让你爱之深，痛之切，今天我就好好爱你一次。”
　　“哎呦，饶命，我投降”水王喊到。
　　“明天有时间吗？”
　　“有”
　　“什么时候？”
　　“下午”
　　“几点？”
　　“随便”
六（2）
　　
　　
　　第二天下午水嫂带着她二姨如约来到医院，水王带着他们来到心内科找到孙浩，水王的大学同学。孙浩问了一下大致的病情，然后做了个心电图，说道：“诊断应该没问题，是冠心病，心绞痛，如果保守治疗，吃点药就行了。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要么安支架，要么搭桥。但你这一段时间发作挺频繁，估计用药效果不好，而且随时有发展成心梗的可能。“
　　“我昨天发了三次，快效救心丸，一瓶我都吃完了，也不管用”水嫂的二姨说。
　　“以后别吃这药了，这药挺害人，硝酸甘油是全世界公认的缓解心绞痛的药物，有效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很便宜，二块多一瓶。可现在十个心绞痛的有八个在用快效救心丸，它对心绞痛有一定效果，但远不及硝酸甘油，还贵，十八块钱一瓶。之所以用的广，一是这个名字起的好，‘快效救心丸’，又快又救命；另外再加上药店售货员的极力推荐。”
　　“那我以后就吃硝酸甘油。”
　　“你平常就吃阿司匹林，倍他乐克，再加上一种降血脂的药。硝酸甘油只是在发病的时候用。”
　　“那降脂药我吃什么？”
　　“我看你主要是胆固醇高，常用降胆固醇的有四种，俗称‘四朵金花’??阿伐他汀立普妥，普伐他汀普拉固，辛伐他汀舒降之，洛伐他汀罗华宁，任选其一。”
　　水嫂问：“那要是安支架或者搭桥风险大吗，大概要多少钱？”
　　“风险肯定是有一点，支架五万以上，具体要看安几个，搭桥要八万”。
　　水王知道下面的问题就比较专业了，就让她们先回去了。六（3）
　　
　　
　　水王给孙浩递了一根烟，说道：“怎么样，忙不忙，听说你们的手术搞的是风风火火。”
　　“那又怎么样，干活的时候把你当驴使，拿钱就没咱的份了。”
　　“怎么，你们一点没有？”
　　“人家吃肉，咱们跟着喝口汤呗。”
　　“那你们主任可肥死了”
　　“你看看人家开的什么车，蓝鸟！”
　　“你就慢慢熬吧，他的今天不就是你的明天。说正经的，我老婆二姨安支架要花多少钱？”
　　“这要看安几个，安什么样的，是裸架，还是药物涂层的。裸架一个一万七，药物涂层的要两万五。”
　　“这么贵？”水王虽然也知道安支架贵，但一听这个价，还是有点吃惊。
　　孙浩说：“这就是产品和技术双重垄断的结果。支架问世有二十多年了，差不多一直是瑞华公司的一统天下，所以它定价就高，再加上只有少数几个医生能做这种手术，价格就更高。这几年强力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它主要搞药物涂层支架，裸架还是被瑞华公司牢牢控制。”
　　水王说：“那强力公司为何不把裸架的价格降下来，反正对的影响不大，又可以打击瑞华公司。”
　　孙浩说：“它哪敢啦，它一降，政府部门肯定逼着瑞华公司跟着降，那手术医生的好处不就大受影响了吗？这样一来，强力公司得罪的就是全中国的心脏介入医生啦。”
　　水王说：“这就是说强力公司宁可一个裸价不卖也不能降价，只能一心一意发展药物涂层支架。”
　　孙浩说：“对”。
　　水王说：“那要是把价格降下去，做的人多了，你们的收入不也上去了吗？”
　　孙浩说：“你有所不知，别看现在各个地区风风火火的都在搞介入，有的县级医院也在搞，实际上真正能下架的医生咱们一个省也就三四个，我们科的老赵，医大一院的陈雅如，医大二院的吴江涛。全国的情况也都差不多，除了北京、上海多一点，别的省最多十个。你想想他们每个星期忙着到处赶场子，忙的时候，一天要去两个城市。再多了，他们做得过来吗？而且他们都愿意到外院去做，在本院做有太多的人插手，最后落到他们手里的钱少多了。前几天设备科想插进来，说支架由他们负责进货，老赵把他们骂走了。”
　　水王说：“怎么只有这么少的人能做？”
　　孙浩说：“一方面下架本身的确很难，要知道你是在别人心脏上动刀啊，就象飞机在天上飞，你去修它的发动机一样，稍有闪失不就机毁人亡了吗？下架主要靠的是感觉，特别是导丝通过狭窄位置阻力的大小，这时手感非常重要，导丝过不去的时候，不能强行过，否则很容易把血管刺破，有经验的人都是通过旋转慢慢通过。这种感觉的培养是通过大量的练习摸索出来的，说实在的，不做上几百例，你根本不敢单独做。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谁又敢让你去练习？就这几个做的好，哪个手下没死过几个人？”
六（4）
　　
　　水王说：“你们也不容易啊”。
　　孙浩说：“是啊，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背地里吃了多少苦又有谁知道。你看看我们科几个搞介入的，没有一个白细胞超过四千的。老赵不到五十，就谢了顶。我去年到北京进修了半年，专门搞介入，天天呆在导管室。那头发掉的，一洗头盆子里漂了一层头发。北京的安子贞，中国心脏介入的第一人，四十了，还没要孩子。要是要孩子，就得停半年手术。他哪停的下来，找他的人太多了。就算停半年，我也觉得不安全，那是在拿下一代做赌注啊！所以我经常对我们科的小大夫说，早点要孩子，结婚倒可以晚一点。”
　　水王问：“你们做一个能拿多少钱？”
　　孙浩愤愤的说：“医院才他妈的给二十，这还是院长特别争取的。要是按一般的放射线补助标准才六块八，要不是冲着那点回扣，谁干啦？”
　　“那做一个回扣有多少？”
　　孙浩说：“不是我瞒你，这我真不知道，这属于核心机密。在国外一个裸架的价格大概五六百美金，医院进价是一万五。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关节，你想想这几年支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可照样能畅通无阻的进入医院，不就是靠银子开路吗？”
　　水王说：“都是那帮人民公仆给害的，明知道这个手术的成本很高，却故意把手术费定的很低，他们最终名利双收。”
　　孙浩说：“他们的名利双收是用医患的血泪换来的，为了取悦于民，他们把几乎所有的诊疗费定的低于成本；为了让医院活下去，让医院从药，从材料上获得补偿，把原本很简单的买卖关系人为的变的复杂。越复杂，他们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大，而且越安全；钱从患者转移到医生手中的路途越遥远，蒸发的就越多。患者付出了很多，医生得到的却很少，这样医生和患者就尖锐的对立起来了，最终是玉石俱焚。”
　　水王说：“而为了掩盖这一事实，他们又搬出医德来挡架，让医生的医德来填补这其中的漏洞。”
　　孙浩说：“所有这些都是在‘为了人民利益’的名义下进行??为了让看病便宜。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呼啸而来，扬长而去，纵横驰骋，无敌于天下！而人们是只见红旗飘飘，不见甘露降临。我们这些战斗在最前线的也成了人民的公敌，如之奈何？”
　　水王说：“牺牲了咱们一群人，造就了那么多好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值得。你没看现在器械商、医药代表也时不时的出来接露医生。妈的，占了便宜又卖乖，那些支架代理商没少赚吧？”
　　孙浩说：“那也不一定，虽然一个支架的利润可观，但能做成多少就难说了。他们有句行话是：一年不开张，开张管一年。但那些傍上教授的就好比栽上了摇钱树。”
　　“那下了架后效果怎么样？”
　　“大部分近期效果可以，远期就是怕再狭窄，裸架再狭窄率大概30%，药物涂层的据说不到10%”。
　　“那还有一部分近期效果也不好？”
　　“是，这种情况往往是病情比较重，特别是那些末梢血管不好的患者。我们做介入的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在下架之前做造影发现狭窄，下架之后再做造影，造影剂顺利通过。但部分患者下架之后造影剂仍然通不过，或者通过的很慢，我们称之为‘no-reflow’或‘slow-reflow’现象，就是‘无再流’或‘慢再流’现象。原因就是末梢血管狭窄，阻力太大，这就没有办法了。”
　　水王说：“要是碰上这样的你们就惨了，别人花了几万块钱，人还没了，不找你们？”
　　曾宪雨说：“所以咱们主任每年都要去五台山烧香拜佛。”
　　水王说道：“啥时我也得去拜一拜，转转运。今天算是涨见识了，回去后再和家里商量商量，做了决定再告诉你，到时少不了还要麻烦你。”
　　“那有啥话说。”
六（5）
　　
　　晚上回到家，水王就把情况跟水嫂说了，最后说：“做不做由你们自己做决定。”
　　水嫂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水王说：“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我都说了，不管选择哪一种都会有风险，所以大主意还得人家自己拿。”
　　水嫂说：“现在不是让你给提个建议嘛。”
　　水王说：“别说是你姨，就是你亲妈，我也得让人家儿子女儿自己做决定，现在医疗环境如此恶劣，医生都如惊弓之鸟，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
　　水嫂不愿意了，说道：“什么都是儿子女儿，那要你这女婿干吗？不就是提个建议吗，至于吗，好象别人到医院都是去跟你们打官司的。”
　　水王说：“女婿再好，那也比不上儿子。俗话说的好，宁看儿子的屁股不看女婿的脸。我要是建议的好那就好，要是建议的不好，那牢骚就来了。什么花了几万块钱，病也没治好。所以啊，我把治疗方案都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明白，我会不厌其烦的解释，但大主意得你们自己拿。”
　　水嫂说：“你们当医生的怎么对别人的话那么敏感呢，病没治好，别人发几句牢骚很过分吗？要是治好了，别人不是千恩万谢吗，你们怎么就欣然笑纳了。怎么就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差的。”
　　水王说：“要只是发几句牢骚，我也不会在这无病呻吟了。现在医生都快被医疗纠纷给折磨疯了，患者是有理就告，无理就闹，反正最后是拿钱了事。”
　　水嫂说：“你们要是疯了，那患者疯了好几百回了。你看现在治个病，动辄就要几万块，病没治好，患者能不一肚子气吗？”
　　水王说：“这我理解，中国患者的负担之重，古今中外无出其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一方面国家投入太低，再加上愚蠢的‘以药养医’的政策，另外还有大量的寄生虫要养，患者的负担焉能不重？现在国家每年对医院的投入大概是七百多亿，而且这部分钱还相当一部分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口袋里。还有就是中国的患者要养的人太多了，该养的人他们养了，不该养的也养了。机构臃肿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别的地方超员尚可容忍，因为是整个社会在负担。整个太阳系最不该超员的地方就是医院，要知道这额外的负担加给了一群最需要帮助的人??患者身上。再加上‘吃大锅饭’的分配体制的推波助澜，那对患者更是雪上加霜了。比如一台技术含量很高、对医生身体损伤比较大，价值五万元的心脏介入手术，给医生的报酬只有区区二十块钱！结果明的不行，就只能来暗的。一个在国外卖五六百美元支架到患者手里就变成两万了。”
　　水嫂说：“可你们也不能拿患者出气，你们应该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啊。”
　　水王说：“向谁争取，怎么争取。加工资啊？人家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患者看个病都要倾家荡产了，你们还要加工资，说轻点是欲壑难填，说重点是没有人性。”
　　水嫂说：“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加了工资，医生的收入提高，患者的负担减轻。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怎么就实行不了呢？”
　　水王说：“不明白了吧，因为有很多人需要医生腐败。比方说一支脑蛋白水解物，降价前四十，降价后五块，医生的回扣按20%算，是八块，还有钱哪去了？当然手段很高明，把医生的收入降的越低，医生就越会拼命的开药。有个院长曾经说过，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医生，还不知道医生的工资低？医院也不是没钱，去年还有几千万没花出去，怎么花都行，就是不能发给医生，医生的收入增加了，创收的欲望会降低！”
六（6）
　　
　　第二天，水王又去找孙浩，“看了这两天的焦点访谈了吗？”
　　孙浩说：“一大早老赵就给我们开了个会，专门说这件事。估计手术他要停几天，但他还下不了决心，还在观望。不过我觉得以后重复使用导管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既然广大患者要求一次性使用，那医生何乐而不为呢？用的导管多，赚钱就多，而且还不用提心吊胆。费用上去了，又不让医生拿。感谢记者同志们啦。”
　　水王说：“这导管到底能不能重复使用，国家是怎么规定的？”
　　孙浩说：“最开始的时候导管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后来厂家在未改变任何生产工艺和材料的情况下把它改为一次性产品。它公开的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能保证重复使用的安全性’。美国国会曾专门为次开过听证会，它的报告中说：‘厂家不选择做这种证明’。傻瓜才选择做这种证明呢！一次性使用意味着利润要翻上几番。而重复使用，不仅意味着利润下降，它可能承担的风险也在加大。但从这几十年全世界重复使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见到因重复使用导管而引发不良反应报道，这不正是对重复使用导管安全性的最好证明吗？这种临床实践难道不比厂家在实验室用几只兔子做实验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吗？就好比汽车的安全性，到底是实验室里的碰撞试验的结论重要，还是根据广大消费者使用情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重要？”
　　水王说：“现在不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评估吗？”
　　孙浩说：“这就是我们的悲哀了，明明有证据，但那些人偏偏就是视而不见。关键是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厂家不选择做重复使用安全性的研究，你为什么不强迫他做，而且这种安全性已经被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明了。一方面患者对看病难看病贵深恶痛绝，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对能减轻患者负担的措施却无动于衷，他们就知道让医生讲医德，似乎这医德是灵丹妙药，能包治百病。”
　　水王说：“业务能力太低，他们根本不知道支架是咋回事，还有那么多医疗器械，他们懂个屁。虽然业务能力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谋利。那些掌握审批大权的就象个开杂货铺的??一手交钱，一手给批文。”
　　孙浩气愤的说：“咱们这些人黑，好歹还在给病人看病，那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可他们呢？”
　　水王说：“不说这些了，让人生气。你估计那官司的前途如何？”
　　孙浩说：“凶多吉少啊。国家质监局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声明：一是医疗器械由国家发放注册证，二产品使用依说明进行，三本纠纷使用的导管产品说明书中均表明为一次性使用。说白了就一句话??该产品不能重复使用。王八蛋，关键时候落井下石，把自己撇的干干净净。你再看看加拿大政府，由于他们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全由政府掏钱，所以政府就千方百计来降低医疗费用。他们就要求厂家拿出重复使用的安全性报告，否则就出局。要知道，在加拿大一根导管才几百美元，人家还要重复用；而在我们国家是一万人民币，还只能用一次。看来咱们比他们有钱，要求的安全性也高。”
　　水王说：“这样的事在哪个行业不是这样，要是摊上这样的官老爷，只能认倒霉。”
　　孙浩说：“所以这年头当医生不是累死就是气死，你到哪讲理去？还有个细节，我昨天特地又把导管的产品说明书看了一遍，它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建议该产品重复使用’，注意它使用的是‘建议’这个词，而不是‘禁止’。这意思差别就大了，没出事的时候他们对医生说可以重复使用，说明书上并没有禁止啊，一旦东窗事发，就是另一副嘴脸。你看昨天华瑞公司的总代理，说我们从来没有让医生重复使用。就这样在媒体、厂家和一些政府官员的联合绞杀下，这一次恶魔是当定了！”
　　水王说：“咱们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又何必在乎多这一次。这次最大的赢家就是厂家了，以后产品销售要翻番了。”
　　孙浩说：“可怜那些患者，自己的权益没得到维护，还要为人作嫁了。可怜咱们这些医生，象一头牛一样被媒体拉来宰杀??为了祭祀他们所谓的正义。”
　　水王说：“只向下问责，不向上问责。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不能深入到实质。你说这是为什么？”
　　孙浩说：“素质问题。”
　　水王说：“不，是因为他们懒，他们没有耐心去寻找问题的根源。看病贵表面上看是医生多开药导致的，而这多开药背后的原因没人关心，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医德沦丧’。而且它也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就说这‘二号管’吧，政府至少有两点失误。首先，没有强迫厂家做重复使用安全性的研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对惟利是图的纵容。其次，定价不合理。在国外卖七百美元的支架在国内卖两万人民币竟然也批了，而一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技术含量很高的介入手术，手术费却只让收一千多块钱，而主刀医生的报酬更是只有曲曲二十块，这不是逼着医生去拿回扣吗？而人们对此都可以视而不见，目光永远停留在医德上。在中国‘医德’两个字不仅仅承载着道德，还要去承载政策的失误，官员的不作为。”
　　孙浩说：“所以它被压垮了，任凭人们把嗓子喊破，它也回不来了。”
　　水王说：“道德是一盆美丽的花，需要人们去精心呵护，它才能开的灿烂，开的鲜艳。它的作用就是让一个社会更美好，更和谐。但它绝对担负不起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任。弱势人群看不起病最终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而通过压低医生工资这种过度开采医德的办法，只能加速医德的衰竭，所以现在只能看到残枝败叶了。”
　　孙浩说：“现在有谁知道医德是需要培育的？他们只知道医德是天生的，是他们天经地义应该享受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医生都不能丢弃的。”
　　水王说：“我们总是在追求精神上的高风亮节，却忽略它生长的土壤。当出现一个白求恩的时候，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别人也都应该是白求恩。”
　　孙浩说：“这就是我说的素质。一个追求合理制度的民族一定超过那些追求精神的民族。”六（7）
　　
　　第二天交完班，刘青木说：“大家都看到了，这几天《焦点访谈》连续播放了关于医德医风的报道，据说今后一段时间还有，这是一个信号。我们的政府历来都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那一年打击走私，不也是先在中央台播放了《中华之剑》吗？现在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应很强烈，政府肯定要采取措施，以平民愤。当然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很多，但老百姓不管那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医院。政策制定的有问题，他们不可能去找指定政策的人；国家投入太少，他们不会去找管钱的人。我们冲到最前面，所有的风雨我们都得顶着，所有的风险我们担着。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是矛盾多发期，那些无亲无友，无依无靠，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三无’人员越来越多，象上个月吴有娃，从常山来的，带着儿子来看病，下了火车走了十一站路来到医院，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下班。晚上十块钱的旅店住不起，就睡在水泥板上。他一天就喝一碗粥，他儿子吃几个馒头。一共就两千块钱，能干什么？做个肾穿刺就完了。而且他儿子的肾炎的病理类型非常不好，很可能进展为尿毒症。住院的时候和我们一位护士发生了纠纷，就因为他没穿陪护服。这点小事可以让你送命啦！我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他拉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午又掏了十块钱，给他买了五十个馒头。出院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刘主任啦，我对这个社会是彻底失望了，我现在看见谁我都恨，我真是不想活了！’
　　这些社会问题我们无力解决，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些矛盾在我们身上爆发。现在医生被砍的被杀的时有发生，警察被杀了，那会成为英雄。而我们呢，死了还要被唾弃，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可能我说的严重了，我今年五十五了，活了一大半了，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可你们大部分人才二三十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望大家各自珍重。”
　　富聿平说：“刚才刘主任说的很重要，以后对于那些特别穷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点，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我们不仅要对症下药，还要对人下药，看钱下药。另外，象吴有娃那样的尽可能不收。”
六（8）
　　
　　下午大家在办公室各忙各的，一个老头拿着一份病志首页来到办公室。老头穿一身破旧的蓝色中山装，额头的皱纹很深，皮肤黝黑。他有点惊恐，紧张，面对一屋子人，他不知如何开口，也不知向谁开口。
　　还是潘越反应快，走过去说：“大爷，来住院的？”
　　“是”他点了点头。
　　“病人在哪儿？”
　　“在外面。”
　　“男的，还是女的？”
　　“俺老伴。”
　　看着黑板，潘越有点为难，肾内科已经没床了，对老头说：“大爷真对不起，现在已经没床了，要不我给你约上，有床给你留着，你明天再来看看。”
　　老头说：“俺们是从云溪来的，老伴挺重的，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潘越出去一看，一个五十多岁的女的坐在轮椅上，精神很差，旁边还有一个女的陪着。潘越一看，就动了恻隐之心。回来又看看普内科的黑板上有两张空床，旁边都是男病人。“我去试试吧，看能不能调一下。”
　　一会儿潘越回来了，对陈言说：“还行，调成了，这病人你收。”
　　陈言有点不愿意。说：“我昨天才接了一个，现在已经管了六个病人了。”
　　潘越说：“少废话，轮到你了。”
　　陈言只好去接，他问了一下病史，再一看化验单，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只有透析。但患者很穷，一共只有两千多块钱，这点钱再怎么省，最多用一个星期。而且这种病也犯不上到大医院来，因为在哪治，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透析。 于是对家属说：“这病是尿毒症，治不好。要活命只有透析，但你这点钱把检查一做，最多能透两次，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还不如回到你们当地医院，便宜些，还能多透几次。”
　　老头似乎并不是很惊讶，说：“我们那的医生也说治不好，就想来省城的大医院来试试，看来命该如此啊。“
　　陈言说：“那你准备怎么办，你要现在退院可以一分钱不收，但你一旦住下，哪怕就一天，就得不少钱。”
　　老头说：“我去跟她妹妹商量一下。”
　　过了一会儿老头回来了，说：“那就退院吧。”
　　陈言回到办公室，象打了胜仗似的，对潘越说：“那病人不住了，退院了。”
　　潘越一听就来气，质问道：“怎么不住了？你对病人说什么了？”
　　陈言说：“我就对家属说你这得的是尿毒症，治不好，还要花好多钱，不如回去，还能多住几天。再说了，其实主要是江老师劝的，我哪有那水平啦。”
　　潘越说：“你怎么能这样跟病人说，尿毒症就不能治了？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让她住几天，给个治疗方案也行啦。”
　　陈言说：“潘越呀，不是我说你，农民兄弟挣点钱容易吗？那两千块钱够他在地里刨一年，一分钱攥在手里能捏出汗来。给个治疗方案还问他要钱？直接告诉他不就得了吗？今天早上刘主任那一番推心置腹的话难道对你就没一点触动？善待患者就是善待自己呀！”
　　潘越气的不知如何反驳他，拿了本书要打他。陈言赶忙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潘越说：“你懒，不想接病人，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陈言说：“这不矛盾，这既是为患者，也是为自己。你不想再有第二个吴有娃吧。”
　　潘越这才罢手。
　　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患者，潘越又让他接。陈言一下自站起来了，说：“怎么还让我接，刚才哪个不算？”
　　潘越说：“刚才那个不是退院了吗？”
　　陈言说：“退院也是我的功劳，退一个病人容易吗？现在劝一个不想住院的病人住院算不了什么，劝一个想住院的退院那才叫本事呢。”
　　潘越说：“你还好意思说，你现在承认是你的功劳了，刚才不是说是江老师劝的吗？”
　　“不都一样吗？”
　　“赶紧去接”潘越终于出了一口气，把病志扔到桌子上，走了。
六（9）
　　
　　晚上回到家，水王对水嫂说：“告诉你二姨，手术近一段时间做不成了。”
　　水嫂说：“下午表妹给我打电话了，就是能做也不做了。说看了昨天的《焦点访谈》，医院尽用垃圾管给病人做手术，别做出个好歹来。”
　　“过河拆桥，什么人？”水王心里骂道，嘴上说：“想做件好事可真不容易，就这种垃圾管全世界都在用，美国在用，加拿大在用，难道他们就不怕用出个好歹？”
　　水嫂不服气，说：“那电视上说用过垃圾管的人感到头晕、胸闷、心慌，你怎么解释？”
　　水王轻蔑的一笑，说：“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要是说自己发热，我还可以认为是用‘二号管’消毒不严，感染造成的。至于心慌、胸闷那与‘二号管’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这‘二好管’的副作用一个是断裂，这个要是出现，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就出现了。另一个是感染，应该在一两天内出现。除此以外，与一号管没有区别。再说了，那些患者怎么知道自己用的是‘一号管’还是‘二号管’，要知道用‘一好管’的概率肯定要比用‘二号管’的大，因为先有‘一号管’，然后才有‘二号管’。还有，在电视报道之前怎么没觉得不舒服，一报道就都感到心慌、胸闷了？”
　　水嫂说：“你没当律师真是屈才了，你要是当了，死人能被你说活。明明是一群做恶者，经你这么一说，倒成了受害者，比患者还冤。”
　　水王也不甘示弱，说道：“你没当法官那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你要是当了，那就是包青天再世。你就拿我来大义灭亲吧，为了你留芳百世，我死而无憾。”
　　水嫂说：“那你就多贪点，直接毙了，我趁着年青还能再找一个。”
　　水王说：“不过当法官光有正义感是不行的，还要公正。所以建议你看一本书。”
　　水嫂问：“什么书？”
　　水王说：“《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