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病1
- 作者:姚德蛟|发布时间:2013-01-08|浏览量:1102次
系统的把中医肿瘤(研究生教学部分)介绍给大家:。
病因病机部分
【病名探析】
1、肿瘤定义
什么是肿瘤?肿瘤是机体在各种致癌因素作用下,局部组织的某一个细胞在基因水平上失去对其生长的正常调控,导致其克隆性异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常表现为局部肿块,一般认为,肿瘤细胞是单克隆性的,即一个肿瘤中的所有瘤细胞均是一个突变的细胞的后代。癌的英文(cancer)名字汉译意为“螃蟹”。这就是说“癌”是一种无限制向外周扩散、浸润。癌症是一组疾病,其特征为异常细胞的失控生长,并由原发部位向其他部位播散,这种播散如无法控制,将侵犯要害器官和引起衰竭,最后导致死亡。一般将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所有的恶性肿瘤总称为癌症癌病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姚德蛟
2、癌字析
恶性肿瘤的证候在祖国医学早期文献中就曾有过描述,癌字源于?字,而在古时候“?”字的上半部是一个品字,下半部是一个山字,它同岩石的岩字是通用的。“?”字加上病字偏旁就成“癌”字了。
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1170年)。《卫济宝书》是一本外科专著。其中卷七有“痈疽五发”之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且附有图示。当时的“癌”是指什么呢?曰:“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浓败毒托里内外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癌”作为中医的“五发”之一,表示痈疽之属,这与现代意义的“癌”不能同日而语“癌”字开始具有现代意义,最早是在1792年日本大? 玄泽的《疡医新书》。在该书中“癌肿”用来翻译荷兰语kanker(高柏,1996:220,240)。19世纪中期,日本的一些英日词典又将“癌”与英语cancer联系了起来。据史有为(1998:13)考证,1857/1862年屈达之助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即用“癌肿”来对译cancer。同是在19世纪中期,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cancer不是用“癌”来指称,而是用了“痈”、“痈疽”这类名称。1857年,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西医略论》:“直肠痈生在肛门上一二寸间,此证不多见,亦无治法。”(见《西医略论》,第Ⅱ卷,上海:仁济医馆。载幕末期医学书复刊,第Ⅱ期,东京:冬至书房,昭和六十一年,第77页)“直肠痈”,即直肠癌。在《西医略论》书后所附英汉对照目录中又有:“Cancer,痈疽论”(同上,第162页)。“痈”、“痈疽”原为中医术语,合信也说:“痈疽论,此借用中土之名以立说。惟乳痈与中土所论同,余则异。
【祖国医学症(证)候描述】
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提到,对肿块这类病症,是采用促使它消散的的治法。《难经》的“积聚”1700多年前的名医华佗,对于腹内的结块,在使用针刺术和药物都不能达到治疗目的时,就给患者施行全身麻醉,采用手术割除医治。这些结块,很可能包括了某些肿瘤在内;公元7世纪《晋书》里写道:“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这是最早明确记录采用开刀切除眼部肿瘤的病例。中医学博大精深,早在距今约3500多年的殷周时代,殷墟甲骨文上已记有“瘤”的病名。该字由“疒”及“留”组成,说明了当时对该病已有“留聚不去”的病理认识。癌症在中国中医学属于:“症瘕”、“积聚”、“噎膈”等“证”的范畴,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东汉的张仲景对肿瘤与非肿瘤的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区别进一步发展了《难经》的论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不但分门别类地记载了许多肿瘤疾病和症状,如“症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等病证,而且还论述了病因、病机,同时记载了“缝亦有法”的外科手术方法。癌的英文(cancer)名字汉译意为“螃蟹”。这就是说“癌”是一种无限制向外周扩散、浸润。癌症是一组疾病,其特征为异常细胞的失控生长,并由原发部位向其他部位播散,这种播散如无法控制,将侵犯要害器官和引起衰竭,最后导致死亡。王立达(1958:94)说,“癌”是日本人创造的汉字。王说曾为一些学者所继承,如胡新化(1999:47)等。然而,据黄金贵(1995:617)、何华珍(1998:152)考证,“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1170年)。《卫济宝书》是一本外科专著。其中卷七有“痈疽五发”之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且附有图示。当时的“癌”是指什么呢?曰:“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浓败毒托里内外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及后世所说的“失荣”、“石疔”、“肾岩”,以及 肿疡、瘿瘤、恶疮、瘤、岩、癌等名称。其中,有些是包含了肿瘤在内的,有些实际上指的就是肿瘤。
【病因病机】
《内经》明确地提出了疾病的产生是有“邪”侵犯的论点,汉张仲景把病因分为三类,宋陈无择在张仲景分类的基础上,把病因和发病途径结合起来,进一步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类,这就是至今在临床中承袭运用的三因学说。中医学根据历代医学家对肿瘤病因的认识和论述,结合临床实际,将肿瘤的病因概括为内伤病因和外源病因。内伤病因包括正气亏虚和精神情志失调;外源病因包括邪侵袭和饮食所伤。
一、 内伤病因
1.正气亏虚 正气,是指人体的生命功能,而相对病邪而言则是指抗病和康复能力。它是由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生理活动的综合作用而产生的。正气亏虚的形成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致使机体“精气夺则虚”。《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说明,机体正气亏虚,脏腑经络功能紊乱失常,各种致病因素才能入侵而发生肿瘤。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说:“积聚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金代张元素《活法机要》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胃虚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明代张景岳也说:“脾胃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皆有积聚之病”,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中亦谓:“大抵气血亏损,复因悲思忧恚,则脾胃皆伤,血液渐耗,郁气而生痰……噎塞所由成也”,还指出:“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以上论述,说明人体正气亏虚是肿瘤发病的内在因素,也是其他各种致病因素导致肿瘤发生的基础条件。正气亏虚还与年龄有一定关系,年龄越大,正气越亏,经络脏腑功能越弱,肿瘤的发病率就越高。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中说:“少年少见此证(噎膈),而惟中年丧耗伤者多有之”,明代申斗垣谓:“癌发四十岁以上,血亏气衰,厚味过多所生”,明代赵献可《医贯》中指出:“惟男子年高者有之,少无噎膈”。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在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时易患肿瘤,.这种功能体现在对抗原性异物的识别与清除上,当机体受到抗原性异物的刺激时,免疫系统可通过免疫粘附等多种形式对抗原信息发生应答,并对其清除。包括清除那些发生突变的新生细胞,即肿瘤细胞。当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低下时这种清除能力也随之下降。免疫监视学说指出了以下情况易于发生肿瘤:①免疫缺陷,尤其是细胞免疫缺陷或者大量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其肿瘤发生率明显升高。②幼儿期(免疫系统功能尚未成熟)和老年期(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其肿瘤的发生率较其他年龄组高。③经抗淋巴细胞血清处理或者胸腺摘除的小鼠肿瘤发生率升高。基因学说认为,人细胞染色体中的P53基因、Rb基因、DCC基因、APC基因、MTSl基因等因为缺失或突变而失效时则抑癌功能丧失时,不能抑制原癌基因发生的突变,转位和扩增,从而导致癌基因的激活,结果便是肿瘤的增长。这些研究结果与中医学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观点是基本吻合的。
2.情志失调 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在中医理论里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类,称为七情。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生理活动的范围,并不足以致病。但是,由于长期的精神刺激或者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出了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正常范围,以致造成人体内在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导致疾病发生。《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素问玉机真脏论》谓:“忧、恐、悲、喜、怒,令人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朱丹溪《丹溪心法》指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可见在精神情志失调的情况下,常常导致相应的脏腑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功能失常。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如工作环境不合理想、突然的生活遭遇(如丧偶、离婚、失去亲人等)、居住环境低劣等均可造成精神紧张,情绪不悦而致病。因此,精神情志失调也是导致癌肿发生的一个重要内伤病因,对这方面的论述,古代医学文献中记载颇多。如关于乳岩病因的记载:元代朱震亨《格致余论》说:“……忧怒抑郁,朝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积滞,遂成隐核……又名乳岩”,清代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指出:“(乳岩)是阴寒结痰,此因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关于噎膈病因的记载:“《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明代邵达《订补明医指掌》亦说:“(噎膈)多起于忧郁,忧郁则气结于胸,臆而生痰,久则痰结成块,胶于上焦,……而病已成矣”,关于失荣病因的记载: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载道:“失荣者,或因六欲不遂,损伤中气,郁火相凝,隧痰失道,停结而成。”清代邹岳《外科真诠》曰:“(失荣)由忧思哀怒,气郁血逆,与火凝结而成”,金代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说:“茧唇皆由六气、七情相感而成,或忧思太过,忧思过深则心火焦炽……”,清代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说:“舌疳者……由心绪烦扰则生火,思虑伤脾则气郁,郁甚而成斯疾,其证最恶”,清代包永泰《图位喉科杓指》指出:“(喉菌)此症属忧郁血热气滞,妇人多患之……”,清代高思敬《外科问答》谓:“筋瘤……此证得自郁怒伤肝,忧虑伤脾伤肺”,“翻花岩,与乳岩仿佛,由肝郁不舒,木火鸱张而得,甚不易治”,以上古文献的载述说明了乳岩、噎膈、失荣、茧唇、舌疳、喉菌、筋瘤、翻花岩等各类癌肿的发病都与精神情志失调密切相关。现代医学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对心理因素致癌机制的研究,当人受到严重精神刺激后,对内分泌系统的功能有明显的影响,本来稳定的内环境失去了平衡,正常组织细胞突变,畸形成长,更难抵御外环境的种种不良刺激,对癌症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不良情绪刺激,可影响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如:体液免疫、特异性免疫、非特异性免疫监视功能障碍和免疫能力缺损,不能及时发现并消灭发生突变的细胞株而发生癌症。美国本松博士调查了500名癌症患者都有明显的精神创伤史,结果发现:如果人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环境中,就会引起血液中皮质酯酮的浓度迅速增加,导致免疫器官中T、B淋巴细胞和其他免疫成份的破坏,不能及时消除体内突变细胞,发生癌症的可能性就明显增加。我国山西省曾报道:食管癌患者中56.5%有忧虑、急躁的消极情绪,在发病前有重大精神刺激者为52%。以上资料表明:中医肿瘤学中的精神情志失调是致癌的一个重要发病原因,这一观点和西医学中的心理因素致癌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 外源病因:
1、外邪因素
外邪是指: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六种外感病邪,称之“六淫”。在自然界里,风、寒、暑、湿、燥、火为六种气候现象,亦称为“六气”。在正常情况下,这六种气候对人体无害,是人们赖以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如果人们不注意调摄,或者因慢性疾病造成体内阴阳气血亏损,使正常适应能力或者抵抗力下降;或出现骤冷骤热等气候急剧变化的情况,六气就会变为六淫,成为致病因素。“六淫”致病常有明显的季节性,并与居住地区和环境密切相关。它可以单独侵袭肌体而致病,亦可两种或两种以上邪气合在一起致病;在一定条件下,原有的证候还可以发生转化,如风寒外邪引起的表寒证,可郁久化热而转为里热证。中医学对外邪病因致癌的认识是很早的。《灵枢九针论》谓:“四时八风客于经脉之中,为瘤病者也”,《灵枢百病始生篇》指出:“积之所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灵枢刺节真邪篇》曰:“虚邪入至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肉著,……邪气居其间而不及,发为筋瘤……肠瘤……昔瘤”,隋代《诸病源候论》说:“恶核者,内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此风邪夹毒所成”,清代《医宗金鉴》指出唇癌(茧唇)的成因是“积火积聚而成”。上述古文献的论述说明了风邪、寒邪、虚邪、风邪夹毒、火邪等外邪是发生癌瘤的外源病因,中医学的外邪致癌因素事实上包括了西医学中的以下四种致癌因素。
1)病毒感染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病毒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和肯定。与人类肿瘤密切相关的病毒有乙型肝炎病毒、乳头状瘤病毒、EB病毒及T系淋巴系病毒(HTL-V?I、HTL?V?Ⅱ)、免疫缺陷病毒(HIV)、霉菌(如黄曲霉素)等。例如,单纯疱疹样病毒和乳头状瘤病毒是两种与人类宫颈癌有密切关系的DNA病毒;人类T系淋巴病毒I型(HTL-V?I)可以引起一种特殊型的人类白血病,即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HTLL)。
2)烟草、油烟污染致癌因素:早在50年代国内外学者就明确指出:吸烟者发生肿瘤的危险性为非吸烟者的10倍,其危险性随着吸烟量的增加而加大。吸烟不仅与肺癌有关,也会引起其它一些癌症,它使发生喉癌的危险性增加8倍,口腔和咽部的癌症增加4倍,食管癌及胃癌增加3倍,膀胱癌和胰腺癌增加2倍。香烟中的烟焦油具有化学致癌性,因此,吸烟引起癌症的总比例约为30%左右。科研人员对食用油加热后释出来的油雾进行细胞学和动物实验,发现菜籽油、豆油、精炼菜油在加热到达270?280摄氏度时产生的油雾状凝聚物,可以导致细胞染色体的损伤而促使癌症发生。
3)环境致癌因素:这类致癌因素主要是环境被致癌物所污染。人们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致癌因素,如空气、土壤、水等途径进入人体造成的危害。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癌症残废率占总癌症死亡率的20%左右。大气污染与肺癌较密切。最近有关专家对上海市和云南宣威县女性肺癌人群作了调查,结果吸烟者分别只占33.9%和0.2%以下。专家们认为,中国女性肺癌病因更多的是来自简陋炉灶中的燃料对室内空气的污染。还有,如果人们居住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内,人群感染后就有潜在的致癌的可能。
4)职业致癌因素:职业致癌因素与人类癌症发生的关系已经比较明确,如石棉工人中的肺癌和间皮瘤、氯烯聚合工人中的肝血管瘤及橡胶工业中长期接触有机溶剂的工人易患髓性白血病等。以上都充分说明了职业致癌因素的客观性。
2.饮食营养因素:
饮食是人体维持生命活动的必须条件,人们还可以通过饮食来弥补先天之不足。当然,饮食失宜、饮食不洁或者饮食偏嗜都可以累及脾胃,使脾胃损伤,受纳减退,健运失常,气机升降功能紊乱;湿浊内聚,或可化热,伤及气血,形成湿聚血瘀,促使癌肿的发生。饮食营养因素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饮食失宜:饮食过量,或者暴饮暴食,或过食肥甘厚味,都会造成胃难腐熟,脾失转输运化,不仅可以出现消化不良,而且还会造成气血流通受阻,产生诸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氵辟为痔”。过食肥甘厚味之品,易于郁阻气血,产生痈疽疮毒等症。《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如果摄食过少(包括进食没有规律),致使生化之源不足,“气血得不到足够的补充,造成气血虚弱,脏腑失养,致使外邪入侵,导致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疾病发生。
2)饮食不洁:《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由于客观条件,或不注意饮食卫生,食用腐败霉变的食品,或常吃腌制熏烤之物。毒邪屡屡损伤肌体肠胃,则气机不利,邪滞不化,久伏体内,而致恶变。
3)饮食偏嗜:人们饮食的五味必须适宜,平时不能偏嗜,更不能嗜酒过度。如果长期嗜好某种食物,就会造成相应脏腑功能偏盛,久之可以破坏五脏之间的协调平衡而出现各种病变。《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五脏生成篇》说:“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稿而毛拔;多食辛,则脉结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景岳全书饮食》篇谓:“素喜冷食者,内必多热;素喜热食者,内必多寒;故内寒者不喜寒,内热者不喜热。然热者嗜寒,多生中寒,寒者嗜热,多生内热”,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指出:“过饮滚酒,多成膈症”,清代何梦瑶《医碥》说:“酒客多噎膈,好热者尤多,以热伤津液,咽管干涩.食不得深入也”,“好热者,多患膈症”,宋代僧阙名藏本《咽喉脉症通论》指出:“(喉菌)因食膏粱炙?厚味过多,热毒积于心脾二经,上蒸于喉,结成如菌”,金代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说:“脏毒者,……或饮酽戾之酒,或食五辛炙?等味,蓄毒在内,流积为痈”,明代《景岳全书》说:“(反胃)或以酷饮无度,伤于酒湿,或以纵食生冷,败其真阳,……致损胃气而然”,明代张三锡《医学准绳大要》曰:“至于酒客膏粱,辛热炙?太过,火邪炎上,孔窍壅塞,则为鼻渊”,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曰:“茧唇乃阳明胃经症也”,与“食煎炒,过食炙?有关”,清代傅山《青囊秘诀》也指出:“肺痿为膏粱子弟,多食厚气味,燔炙煎炒之物,时时吞嚼,或美酝香醪,乘兴酣饮者”。以上这些古代医籍的论述都说明了:长期过度饮酒,嗜食生冷、炙?膏粱之品就损伤脾胃,蓄毒体内,郁热伤津,气机不利,脉络不通,毒邪与痰瘀互结,引发肿瘤。
近年来对饮食营养与癌症的关系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和营养学界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认为:硒或维生素C的营养状况越差,食道癌与胃癌的病死率越高,胡萝卜素摄人量越少,胃癌病死率越高;血中胆固醇越高,肝癌、结肠癌、直肠癌和肺癌死亡率越高;人体对致癌物亚硝胺的摄人量越多,往往食道癌、肝癌、结肠癌、直肠癌病人的病死率就越高。流行病学研究还表明,西方人由于长期食用高脂膳食,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肠癌发病率明显高于东方人。饮食的习惯对癌症的发生也有重要的影响,长期大量饮酒并抽烟者,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肿瘤发生率大大增加。东南亚有的地区居民嗜嚼槟榔,其口腔癌高发。我国林县为食管癌高发区,这与居民长期吃酸菜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南京医学院研究了启东县秦谭乡居民饮水类型与常见癌症的发病关系,发现饮井水者癌症发病率低,饮河水者发病率明显增高。
综上所述,中医肿瘤病因学在饮食营养因素方面,实际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不吃食物中自身存在着致癌物质的食品(如含亚硝胺类、细菌、真菌和病毒类物质);二是长期吸烟饮酒,或常吃过烫、煎烤和粘硬难以消化食物者,则经常刺激、损伤食管和胃的粘膜,容易引起上皮炎症和增生,导致消化系统和饮食相关部位的癌前期变,最终发生癌症;三是饮食偏嗜,过食肥甘厚味、蛋白质、脂肪食物或营养失调者,均与肿瘤的发生有关;四是不良的饮食习惯会诱发癌变。
三、不同生活条件发病特征:
1、与种族的关系 肿瘤在不同种族的发展有明显差异。例如鼻咽癌以中国人常见,尤以广州方言区的人群发病率最高,移居海外的华侨也有同样情况。在美国西海岸定居50年以上的华裔后代患鼻咽癌的发病率仍是当地美国白人的30~40倍。原发性肝癌是非洲班图族人最多见的恶性肿瘤,而其他非洲人并不高发。印度人口腔癌发病多,哈萨克族人食管癌较常见。皮肤癌与不同人种皮肤色素沉着有关。这些都表明肿瘤在不同种族中分布是不同的。各族混杂居住的地区,这种差别更显突出。如马来西亚住着3个种族,调查发现,马来族人淋巴肉瘤发病较多,印度族人口腔癌高发,中国人则以肝癌、鼻咽癌常见。新加坡的统计也有类似的结果:华侨远较该地的马来西亚人、印尼人、越南人、泰国人多患鼻咽癌。就华侨而论,以说广州方言者鼻咽癌最高发,说潮州方言者和说客家方言其次,说福建方言者最低,食道癌则刚好相反。不同种族人群肿瘤的分布特点不同,不一定是种族易感性不同的结果,更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同所造成。
2、与经济的关系 据报道,波兰城市胃癌残废率较农村低,与社会经济阶层之间呈负相关,即收入高的阶层死亡率低,相关系数男女一致。波兰认为与吃霉变马铃薯有关,减少摄入马铃薯后胃癌开始减少。美国胃癌发生率在30年代较高,后一直下降,与其经济增长有关。日本胃癌一直居世界之首,死亡率约达50/10万(1960年),后逐年下降,与50年代末60年代后经济起飞密切相关。经济决定饮食构成。日本癌症研究所所长平山维氏认为,多吃牛奶和新鲜蔬菜,少吃盐腌食物,是胃癌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经济条件决定上述饮食的选择。肠癌与胃癌恰恰相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肠癌(主要是结肠癌)死亡率增高,呈正相关。肝癌死亡率高者为非洲和南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是由于穷困,饮食选择性不大,从欧美输入大量霉变食物(发霉花生、玉米等),摄入黄曲霉素较多,加之地处热带,食物贮存条件不好,易霉烂等,造成了肝癌高发。乳腺癌在经济发达国家日渐增多,我国城市发病也与日俱增。研究表明,与摄入高脂肪有关。宫体癌多发于富有阶层。宫颈癌则多见于穷人,与生活卫生条件(如用水)不好,卫生知识水平低,性生活不卫生有关。有人按经济收入研究口腔、喉、食管和肺癌,发现收入低者上述4种癌症均高,其次为中等收入者,再次为高收入者。
3、与环境的关系 1775年英国外科医生波特首先指出,人类患癌是接触环境的结果。目前已知,气象、气候、地理、地质、土壤、水源、地球化学、动植物生态均可影响癌症的发病。癌自环境来,首先表现在癌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据调查,在干旱的山区和丘陵地区食道癌发病率较高,热带、亚热带沿海潮湿多雨地区肝癌发病率较高,年平均气温低于16℃的一些谷地(非洲)伯基特(Bmkitt)淋巴癌多见;土壤中含镁量较高,胃癌发病率较低;工业区下风地带肺癌发病率较高。 癌症与环境密切相关,又表现在它有明显的职业特征。两百多年前,英国医生已发现长期与防锈剂接触的铁路工人,各部位癌肿发病率都有升高趋势;锡矿职工由于在其工作场所粉尘中和烟尘中有15种无机化学物质可能发生致突变和致癌作用,故肺癌发病率较高;合成染料厂中患膀胱癌的较一般人多;大量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工人易患白血病;铀矿工人和石棉矿工人肺癌的发病率都高。据美国报告,使用石棉的工厂中,吸烟可使患癌率增加8倍。另据荷兰报道,养鸟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原因,养鸟的危害性比吸烟还大。养鸟者比不养鸟者肺癌发生率高8倍。因鸟羽绒中散布的微尘可引起肺癌。大量的肿瘤流行病学分析研究表明:癌的病因80%~90%是环境因素。医学家们将环境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的生活方式密切有关的社会因素和行为,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及生活不规律等;另一类是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因子,如空气及水的化学污染、滥用药物等。目前学者认为前一种因素更为重要。根据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不同环境因素在致癌作用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不良饮食约占35%;吸烟约占30%;饮酒约占3%;生育及性行为约占7%;食品添加剂影响约占1%;职业有害因素约占4%;环境污染约占4%;可影响健康的工业产品约占1%多;药物及医疗过程问题约占1%;地球物理因素约占3%;各种感染因素可能为10%。
由此可见,不良饮食、吸烟及饮酒这三项与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因素,在所有环境因素中约占70%,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养成并坚持科学的、良好的习惯,同时积极有效地改善生产、生活和公共环境,那么人类患癌症的机会将会大大降低。包括空气污染、杀虫剂、农药等污染,伴随工业化都市化程序加速而使癌症死亡率上升。如汽车废气,家庭煤烟含3,4-苯并芘等致癌物,可致肺癌。上海肺癌死亡率70年代为50年代的几倍,最高点在闹市区。我国各大城市及其远近郊县男性肺癌死亡率的差别与环境污染关系密切。上述致癌因素可概括为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和行为两大方面。因此,WHO结论:防治癌症主要靠社会和行为措施。当然,并不否定技术和药物的作用。但这些往往受社会因素制约,如防治工作能否落实,就与社会制度、防疫网的健全等因素有关,我国林县食管癌的防治工作甚为世界人士称赞
【病机重点】
1、正气不足是癌症的内在依据
《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也和机体的正气不足密切相关。事实上正气不足,贯穿在恶性肿瘤的始终,当六淫七情侵袭机体,浊邪停聚时,若机体正气来复,能祛邪外出,则癌毒不得产生,或即使产生,也能及时清除,使痼邪消散于无形。若正气亏虚,阴阳失调,不能及时地祛邪外出,致使浊邪长期停滞于体内时,才能酿生癌毒,致生癌肿。因而,正气不足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内在条件,诚如明.李中梓著《医宗必读》所曰:“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清.余听鸿《证医案汇编》亦、曰:“正气虚则成癌。”现代医学认为,人体免疫系统有免疫监视作用。当机体正常细胞发生突变时,免疫活性细胞能及时地识别并加以清除,当机体免疫功能缺陷或减弱时,免疫监视功能失调,不能消灭体内连续发生的突变细胞而有利于肿瘤生长。目前,肿瘤免疫学已经证实,癌症患者有免疫功能紊乱,特别是T淋巴细胞、NK细胞功能低下。值得指出的是,恶性肿瘤患者正气不足的最初变化往往是局部的、内在的,并不一定以显见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早期症状隐匿的时候,如罗金才称为“潜证”。现代医学所用的许多检查方法,丰富了我们的四诊,免疫学所揭示的癌症患者T淋巴细胞功能低下,表现为淋巴细胞转换率降低,花环形成率降低。?醋酸茶酯酶标记T淋巴细胞活性降低等,正在从一个方面揭示其早期正气不足的微观变化。肿瘤患者之正气不足既有生理上的因素,又有病理方面的原因。癌症患者以中老年居多,经言“人过四十而阳气自半”。中老年后,肾气渐亏,脏腑功能进入自然衰退阶段,正气因之而日渐不足。而长期情志失调、忧思焦虑、抑郁不乐,不仅能使气机失畅,日久还会影响阳气的振奋,损伤肝脾,中焦不运,生化乏源;至于饮食不当,劳欲太过等能损伤脾胃,使正气虚弱。正虚不仅是癌毒产生的前提,而且是决定癌症发展过程的依据。患癌症之后若能得到积极的治疗,特别是在经过手术切除癌肿之后,及时地予以扶正治疗,使正气强盛,对限制癌毒的扩散,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有着明显的疗效,甚至有因之治愈者,恶性肿瘤是本虚标实疾患。在病理因素上除癌毒外,瘀滞痰湿也是很重要的病理产物,对此,前人论述较多,如“癌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然而,在众多标本矛盾中,癌毒侵袭,消亡正气,正气亏虚,癌毒益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性肿瘤的本质就是癌毒肆虐和正气日亏的过程。在临床实践中,因癌肿发生部位的不同,受损脏腑的差异,正虚邪实的缓急,在病机症候上又表现出其复杂性和多样化,这是我们在把握总的规律的基础上又知道的。
2、认识癌毒
癌肿的“毒”是一种特殊的毒邪,它是促使所有恶性肿瘤发生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素,系由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倦等各种病因长期作用于机体,使经脉阻滞,气血不和,脏腑失调,浊邪积聚,进而所变生的一种强烈致病物质。当其产生并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时,机体开始患有恶性肿瘤,并且不一定有显著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脏腑功能失代偿时就进入临床阶段。因此说,癌毒内生是恶性肿瘤的始动之因。癌毒是一种苛疠的邪毒,具有严重而广泛的致病性,具体地说,有如下致病特点。1、耗损正气。这是癌毒最基本的特点。癌毒内生于脏腑组织,进而破坏其功能,耗损正气以自养。所以,癌肿患者,常有不断加剧的虚弱症候。病之初期伤气,继则耗及阴血,终则耗损阳气,导致气血阴阳俱虚。因而晚期患者常可见到肌瘦骨立,大肉尽脱,大骨枯槁,面色晦暗,两目无神,齿燥发稀等恶液质状态。并且,癌毒之性苛酷,消亡正气,不仅面广,并且迅速,若治不及时,常在短期内使机体衰竭,精气耗散,阴阳离决而死亡。2、酿生痰瘀。癌毒是逐步产生的,在癌毒产生之前,各种致病因素业已使脏腑功能失调,体内有可能存在着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等一列病理变化。癌毒既生之后,危害脏腑功能,影响气血运行,水津布散,使脉络瘀阻,水湿凝聚,从而产生新的瘀滞痰湿,这样癌毒和瘀滞痰湿等病因互为孳生,形成癌肿特有复杂性和危害性。如食管癌患者,癌毒结于食管,酿生痰瘀,患者梗噎不顺,得食即吐,呕恶痰涎或腐肉浊血。又如肝癌患者,癌毒伤肝,气郁血滞,肝脉瘀阻,形成肋下肿块,进一步木横克土,脾虚湿盛,又可并发臌胀、黄疸;或瘀阻伤络,络损血溢,出现呕血黑便。此时其症候常一如杂病中痰瘀疾患之表现,但其发展之快,预后之恶,又远甚于一般的内科杂病。3、广泛侵袭。现代医学证明,恶性肿瘤可以通过血道、淋巴道、邻近器官种植三条途径转移他脏。中晚期恶性肿瘤者常合并有淋巴结和其他脏器转移癌,这与癌毒的广泛侵袭性有密切关系。癌瘤产生于局部,随着病情的进展,正气渐亏,不能抗邪,癌毒便流窜经络,侵袭他脏,形成转移癌。如肠癌、胃癌癌毒常侵袭至肝,肺癌癌毒常侵袭至脑或骨。其他如鼻咽癌转至脑,乳腺癌转移至肺等,使脏腑功能进一步受损,病情加剧。4、毒恋难清。癌毒是一种内生的邪毒,根于脏腑组织之中,根深蒂固,胶着难清。直到目前为止,除早期原位癌外,单一的手术、化疗、放疗均不足以根治癌细胞,加之其广泛侵袭,流窜的特点,越发显得其顽固难治,这是癌毒的又一个重要致病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