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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长生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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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科室: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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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我的2008??剑华的生命历程
- 作者:明长生|发布时间:2009-05-22|浏览量:1690次
(一)
中国的2008,举世瞩目。在这一年,中国经历了雪灾、地震、奥运、太空行走这些可以载入史册的灾难与辉煌。 我的2008,终生难忘。在这一年,我承受着选择与放弃的痛苦,学会了在绝望中等待希望,感受着浓浓的亲情、爱情、友情和人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熬过无数忧伤的黑夜,终于迎来了崭新的曙光……这一年成为我37年的生命中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 2008年初,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六年的我正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和订婚的喜悦中。虽然与未婚夫Peter交往时间不长,但彼此默契、情真爱挚。于是,在新年前夕,我被他的真心感动,答应了他的郑重求婚。就在我们积极而兴奋地筹备婚礼时,我的糖尿病肾病逐渐加重,已经到了肾功衰竭期,必须进行透析或者肾移植,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情不得已,我只好放下工作,放下婚礼,暂别未婚夫、同事和朋友,回国准备作胰肾联合移植手术。胰肾联合移植是目前治疗糖尿病合并尿毒症首选方法,而在供体资源紧缺的美国等待移植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早在2007年肾病开始加重时,我和家人就经过多方咨询、调查和权衡,了解到国内武汉同济医院的明长生教授在此项技术方面颇有造诣和信誉,当时就决定如果肾功继续恶化就回国接受移植手术。 22年前,年仅15岁的我被诊断患有I型糖尿病,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是终生注射胰岛素。我至今还难以忘怀听到这个消息后爸爸的愁容和妈妈的眼泪,他们不甘心让我一辈子依赖外源胰岛素,于是领着我跑遍了大江南北,四处求医。但父母领着我奔波了大半年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注射胰岛素的命运。从此以后每天三次餐前胰岛素注射和严格的饮食控制给年幼的我带来无尽的痛苦、烦恼和压力。但打针的痛苦和饮食控制的难耐很快就变成了习惯,疾病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业。我们家共兄弟姐妹5个,我是中间的一个,又是4个女孩当中的一个,原本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位置,但自从患病后,受到父母的格外疼爱和兄弟姐妹的谦让和爱护。我从小就听话懂事、诚实勤奋,在因糖尿病休学了一年后,没有留级,跟着原班直接上了高中,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得了糖尿病之后,因怕我劳累,一向重视学业、教育严格的父母从不对我施加任何压力,反而总是劝我多休息,还想尽办法安排保障我的将来衣食无忧。但自尊心和上进心很强的我这时并没有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暗下决心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弥补身体的弱势和报答父母兄弟姐妹给我的无限的疼爱。 天道酬勤,我于1990年考上了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当时当地曾经成为佳话、成为父母的骄傲。但没想到的是,从此我身体的疾病变成了精神的负担。因为怕身体原因会受到老师和学校以及同学的歧视,父母听从亲朋好友的劝告,让我尽量对新认识的人隐瞒疾病。那时我也希望在别人尤其是同龄人眼里自己是健康正常的,所以开始了对外隐瞒自己是糖尿病患者的历程,没想到一隐瞒就是2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只有我知道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身体的进一步损伤和并发症的加速发生的巨大代价。在大学里因为要隐瞒疾病,我不作定期检查,不能随时监控血糖,不能很好的控制饮食,甚至连餐前必须的胰岛素注射也经常因为找不到隐蔽的地方而延迟,因为偷偷摸摸而怀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我学的是医学,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但当时这种意识竟然战胜不了怕别人发现的胆怯心理。我至今也不能忘记大学五年我是那么煎熬地盼望着一年两次的寒暑假,不是因为讨厌读书,而是因为只有假期回到家里之后才能放心大胆地进行糖尿病的饮食起居,只有这时才能生活在父母的羽翼和姐妹兄弟的呵护下,才感到轻松和安全。我无数次地祈望有一种能治愈糖尿病的方法,梦想有一天能摆脱注射胰岛素的痛苦,但我知道在当时这是一个何等的奢望。 后来满载着父母家人的厚望和自己的梦想来到了美国,参加了工作,但崭新的生活并没有改变我对待自己所患疾病的理念。我还是一样地对所有人隐瞒病情,一样地不按时检查,不监控血糖,不好好控制饮食,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习惯,我甚至根本都忽视了我的疾病的存在,再加上远离家人,连每年两次寒暑假的短暂呵护也没有了。这一切无疑加速了并发症的发生。当我于2004年搬到波士顿,因从国内带来的胰岛素用光了而不得不去看医生时,才发现自己的病情已经进展到我意想不到的程度:尿蛋白已经不可逆转,眼底III级病变,糖化血红蛋白12%。我的内科医生把我转到糖尿病专科医院Joslin Diabetes Center,进行系统全面的治疗,定期看肾内科专家、眼底病专家、糖尿病专家,密切而严格地监控病情。我这时也意识到了多年的忽略和愚蠢的观念将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那是牺牲健康和生命的代价。尽管我积极配合医生,定期随访、严格监控,在我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把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7左右,但是肾脏和眼底的病变已不可逆转。于2007年开始,眼底发生多次反复出血,肾病也进展到了肾功衰竭期,医生让我做好随时透析的准备,而且若有合适供体,将来准备作移植。 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外科明长生
(二)
我虽然是学医的,也知道移植这个概念,但因多年来一直做医学的基础研究,远离临床,而且受领域的限制,对移植的进展和现状知之甚少。我的知识和理念的局限性让我不可避免地对移植产生强烈的恐惧,那种感觉像是得了不治之症,生命将要走向终点。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极其晦暗,而且除了远在中国的亲人我身边没有人可以分担这种压力,每天想起这件事就想哭,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我的眼底第一次发生了出血,当时我的老板正在给我布置工作,于是,这么多年来终于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亲人以外的人??我的上司以及单位人事处,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安慰,我的压力得以些许的释放。后来单位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给予我很多的特殊照顾。许多没有到过美国或没有在美国工作过的国人可能或多或少对美国这个社会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在美国工作压力和强度大,公司以商业利益为唯一目的,充满了激烈残酷的竞争。但就我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六年的经验,我觉得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文明、友好、幽默的民族和极其富有人情味的国度,虽然法律严格,但那确实是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我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它的人情味,单位相关领导和同事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格外关心、理解、帮助和支持,而不是歧视和嫌弃;因为它的法律是为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我的工作和福利不会因为身体原因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所有这一切都为我治疗疾病铺平了道路。从我把自己的情况汇报给单位起,到每次因身体原因看医生、休假,到后期阶段的半天工作,直到最后休长期病假回国手术,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公司始终给我一路开绿灯。没有公司的理解和支持,我今天的康复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随着病情的日益恶化和医生的反复提醒,我开始研究和咨询移植方面的相关事宜。在美国等待尸体供体的时间非常漫长,所以那里的医生建议如有可能应该首选活体肾移植。这样,尽管我百般不愿把我的状况告诉遥远的家人,更不愿提出我需要他们当中的一个供肾,但彼时彼地我别无它法。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和无数个彻夜难眠的思考,我决定先跟家里最可依赖和最懂事成熟的大姐商量这件事。从大姐的语气和反应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心疼和担心,又是多么无奈和无助。更主要的是,为了不让本来就日夜牵挂我的年迈的父母担忧,我让大姐暂时保密,所以她独自一人承受着压力。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她决定由她来给我作配型,并且悄悄地着手办护照。在这同时我们决定把事情告知父母和弟弟妹妹,大家一起来面对和想办法。就像我所顾虑的那样,这件事对整个一家人来得太突然,打击太沉重,全家人陷入无限的哀愁当中。好在这时我已准备回国探亲,一方面我来美六年一直没回过国,确实很思念家人,另一方面,他们亲眼看到我可能会放心一些,因为我外表看起来还可以,不像是病的那么重。当我实实在在站在他们面前时,父母感慨万千、老泪纵横,姐妹兄弟也都无语凝噎、热泪盈眶… …他们每天围着我问长问短,问我工作累不累,问我生活苦不苦,问我有没有特别为难的事;每天陪着我,给我做好吃的,讲分别以来的牵挂,讲我不在的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他们想把我远离他们的孤独岁月全都弥补过来。与此同时,全家人一起开始着重讨论我的病情和治疗方向。当时还不了解胰肾联合移植,因此主要考虑的是亲属移植,所以谁做供体就成为家里讨论的一个焦点。姐姐、妹妹和弟弟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们愿意用他们的肾脏来拯救我的生命。但每一个儿女对父母来说都是他们的生命,考虑到他们都还年轻,又都有自己的家庭,父母不忍心让姐妹兄弟们这么做,他们更想由他们自己来捐肾。但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也有一些问题,无法作为供体。即便他们的身体检查符合指标,我也不会接受的。那无异于用他们的所剩不多的时日来换取我的健康。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这种高如山、深如海的情意,我今生都会为之感动,永远都不会忘怀。但这种浓烈的亲情和无私的奉献对我又是十分沉重的,因为捐肾的风险虽然很小,但发生在具体病例上的机率谁也无法预料。如果换取我健康的是他们的健康,换取我生命的是他们的生命,这种爱的代价我无法承受。感谢上帝,在家人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了解到国内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治疗糖尿病合并尿毒症的现状,并最终决定找武汉同济医院的明长生教授做手术。我作出这个抉择之后心理上轻松了很多,因为至少我不用再担心亲属供肾可能会给我挚爱的家人带来的伤害,不用再挣扎在供体选择的矛盾与压力中。 胰肾同期联合移植是现在国内外公认的治疗糖尿病合并尿毒症的首选方案,能根治糖尿病,手术成功后不用再注射胰岛素??这一直是全家人的心病,尤其是父母,这是他们一辈子最为沉重的十字架。从我得病的第一天起父亲就开始关注根治糖尿病的各种办法,多年来他坚持搜集和记录着每一条相关的信息。在八十年代中期,胰岛移植大概还处在研究阶段,他就开始对它非常关注,不断鼓励我将来一有可能就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就在前两年,热门的干细胞研究又唤起了他这么多年始终不曾放弃的希望,他给远在美国的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所了解的详细信息,嘱咐我多多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听说现在胰肾联合移植已经作为成熟技术在临床展开,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父亲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鼓励我尽早接受这个手术,阻止糖尿病及合并症的进一步发展。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包括上医科大学、考基础医学的硕士和博士、去美国工作以及实施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父亲的远见卓识和对我的如山父爱,没有父亲做我坚强的精神和物质的后盾,绝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功与幸福。在我们姐妹兄弟眼里父亲始终是一个严父,他对子女的爱深藏心底,不善表露,但一直以来我对父亲怀有的情感是无以替代的深深的感激和爱。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武汉等待和治疗的痛苦而漫长的岁月里,也是父亲饱受身体和精神折磨的最痛苦最漫长的一年。为了不影响我的身体和情绪,父亲对我隐瞒着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又隐忍着作为父亲不能在手术时刻守在我身边的遗憾。这一切直到我手术康复后回家,才在他那张突然苍老的脸上读懂...... 同济医院的胰肾联合移植技术接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际水平。明长生教授是国内作这个手术最多的医生,医德和医术都有口皆碑,人称“亚洲第一人”,在国内及整个亚洲都享有盛誉,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找他手术。见面之前与他的电话和email交流,让我感觉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增加了我接受这个手术的信心。在后来的见面和术前住院检查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明教授医德高尚,平易近人,又目睹了其他一些移植术后患者,逐步消除了对手术的惧怕和疑虑。于是接下来我在同济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在妈妈的陪伴和照料下,开始了漫长而坎坷的等待供体的过程
(三)
因为等待供体是一个谁也无法预期的事情,尽管传说中会很快,但命运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垂青于我。从回国到作上手术,整整等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六个半月也许在人的一生中转瞬即逝、非常短暂,可对于在焦急中等待的我来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煎熬。后来终于等来了供体。从手术实施到术后恢复,又在武汉呆了五个月。在这漫长的一年里,撇下家中舒适的生活、时刻守在我身边、不曾离开寸步的人是妈妈。我每次看门诊的时候,她早早地起来,提前一两个小时排队挂号;我作透析的时候,她陪着我去,等着我插好管子、一切就绪,再去买菜做饭;我因透析和病情加重而发生大出血,她楼上楼下、跑前跑后,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终于等来了合适的配型,她与我共同悲喜,目送着我一直被推进手术电梯间;我在手术室内的八小时,她滴水未进地在手术室外等了她一生中最漫长的八小时;我在ICU的十天是我身体上历经最大折磨的十天,也是她精神上历经最大折磨的十天;术后60多天的住院期间,每一天的变化都牵动着她的心,每一天的进步都激动着她的心,每一次的化验结果都影响着她的心情;出院之后为了随访方便,她继续陪我呆在武汉,术后每过一个阶段,她都要祝贺我又前进了一步......在这一年里,她见证了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见证了我所经历的生与死的考验;我也见证了她随着我的欢乐而欢乐、随着我的痛苦而痛苦,见证了当我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她也在生死边缘挣扎,见证了一个母亲的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与牺牲。这一年,妈妈陪我一起满怀希望地等待,一起充满煎熬地期盼,一起承受希望落空时的绝望,一起从绝望中坚强地走出,一起从黑夜走到黎明……我知道,当妈妈耐心地安慰充满焦虑、失去耐性的我时,她把自己更加焦虑的情绪深深隐藏在心底;当妈妈用坚强的话语和乐观的态度鼓励绝望哭泣的我时,她已不知躲在无人的角落无声地哭泣了多少回……就像我37年的生命中无数次经历过的那样,2008年,妈妈再一次舍弃一切守在我身边,与我一起度过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 慈母的心和全家人的祈愿终于感动了上苍,我终于等来了合适的供体,于2008年11月14日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里做了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三天肌酐就恢复了正常,三周时停止了使用胰岛素。我为此深深感谢明长生教授,让我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让生命的奇迹终于发生在了我身上,让我们全家人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手术后的关键时期明教授依旧悉心照料,他无数次地亲自给我换药,休息时间也常来病房。在他和他的医疗队伍以及移植外科全体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我的各项指标逐渐基本恢复正常,于2009年1月19日安全出院了。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爸爸的远见卓识和坚强的支持、无声的鼓励,以及妈妈的日夜陪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伴我一路同行的还有我的姐妹兄弟、我的爱人和我的朋友,支撑着我的信念的是来自他们的浓浓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我的大姐,一直是我忠实的倾听者和分担者。我在国外这些年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大姐是知情最多的,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好多事情让他们知道了只会担心,而且可能难以理解。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最依赖和信赖的人逐渐由父母转为大姐。弟弟妹妹虽然也都长大成人、真诚可靠,但作为姐姐有些事情跟他们交流我还是觉得不够妥当。因此自从知道我的病情加重之后,大姐就一直分担着我的痛苦和压力。因为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生活、工作、就医,那里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险都很好,所以根本没想到要回国治疗。由于在美国供体非常短缺,等待的时间遥遥无期,而我的情况又不允许等得太久,所以医生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施行亲属活体肾移植。大姐首先就想到了她自己。虽然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人捐一个肾对健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毕竟再小的手术都有风险,况且是要摘掉一个好端端的肾,肾功储备会大大缩小。大姐作出这样的决定,我非常非常感动,但也非常非常的不忍。更让我感动的是,连活体器官移植中最大的障碍??供体家属的思想工作,也没有成为我们的障碍。事实上,当姐夫和外甥女听说这件事之后,非但没有阻止,还表示同情和支持。我当时还在美国,正经历着身体和精神双重的挑战,听到这些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 在武汉治疗的漫长而坎坷的一年里,大姐五次放下工作、离开家人,从烟台赶到武汉,在我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用一个姐姐最温暖的双手抚摸着我,用一个姐姐最宽厚的肩膀支撑着我。至今想起来仍会让我热泪盈眶的是那次眼底激光手术完之后,眼睛的剧痛和心灵的痛苦让我的双眼溢满泪水、无法睁开,而见惯不怪的医生连纸巾也没给我一张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黑暗的激光室。这时大姐得知手术作完了,第一个冲进来,一把把我的头揽进她的怀里,我委屈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那一刻我感觉她抚摸着我的脸的手是那么温暖,贴着我的头的胸膛是那么宽厚… …那段时间是我这一年当中最为艰难的时光:迟迟等不来供体,病情日益恶化,大出血不止,眼底反复出血… …大姐的陪伴和照料带给我的安慰和安全感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在那时我对她产生了更为强烈的依赖感。大姐是家中的老大,从小就非常懂事、孝顺、成熟,她在家中充当着许多重要的角色,而且每一个角色都做的那么好: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姐姐,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在单位她还是一个好领导、好下属、好同事… …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甜心,谁都希望跟她生活在一起。等我出血止住出院后她回去了,中间没隔几天我就等来了供体,她又和姐夫一起尽快地赶到了武汉,在ICU外和母亲妹妹一起陪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期间爸爸也在住院,大姐两头牵?、象赶场一样,心力交瘁。这次春节她放下家人,特意到武汉陪我和妈妈过春节。她走的前一天给我洗澡,想想她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心中万般惆怅。看着她用力尽心地给我搓澡,我甚为感动,于是我问她,在给我洗澡时在想些什么?她说,觉得能帮得上我很欣慰,她觉得我是应该受到照顾的人,但因为离家远没人照顾觉得很怜惜。她就是这么朴素、善良又甘于为家人牺牲自己。我一直庆幸自己能有这么个姐姐。 相比之下,妹妹性格有所不同。她缺乏几分委婉,多了几分率直;缺乏几分温顺,多了几分倔强,但是她对人尤其是家人很真诚很诚实,对家人甘于牺牲和奉献。在我精神上需要安慰、身体上需要照顾的艰难时期,她撇下一直生活她的羽翼下、宠爱呵护有加的儿子,撇下工作繁忙的丈夫,丢下她的化妆品生意,两次来到武汉,义无反顾地在这儿陪伴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里,她的丈夫除了工作还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和照看儿子的任务,没有丝毫怨言,而且他本人也在武汉最炎热的季节,从百忙中抽出宝贵的三天休息时间来探望我和妈妈。在我两次住院,加起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妹妹基本日夜守护着我,除了我,她呆在医院里的时间最长了。圣诞和新年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尤其是圣诞对她更有特殊意义??那是她儿子的生日,她都是在同济与我同度,这大概是她儿子6年的生日里唯一一个妈妈不住身边的一年。虽然妹妹每次跟我讲起她儿子的童言无忌、天真烂漫时总是笑呵呵的显得很高兴,但我能体会她心里面的无限牵挂和思念之苦,因为我知道她视她的孩子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圣诞和元旦前后我极力想让她回家,但那时弟媳刚走,Peter还没来,她知道如果她回去就只有妈妈一个人在这儿了,她担心妈妈应付不过来,所以坚持不回去。那段时间,她一连9个夜晚都睡在同济病房里我的床边。我知道她睡眠不好,我更知道她经常担心睡眠不好会影响健康,但是为了我她可以牺牲这一切,就像她有了孩子之后,为了孩子所做的牺牲一样。在难忘的2008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移植手术前前后后的这段经历中,妹妹是亲历者。她和妈妈亲自目睹了我终于等到合适的供体的那一刻的百感交集,亲自目睹着我被送进电梯、推进了手术室,经历了手术室外八个小时的心焦如焚的等待,又目睹着我盖着手术被单被推进重症监护室,然后开始了监护室外十天的等待,这十天也许是她生命中最漫长最煎熬的等待,每天只有个把小时的隔窗相望,看着我的痛苦表情而无能为力,ICU的窗帘拉上之后,就只能想象着我难过还是好受。我知道ICU的十天是我今生不想再经历一次的最为难耐的十天,我更知道这十天是在ICU外等我的家人也同样不能再忍受一次的经历。让年迈的母亲经历这些是一种残忍,好在有年轻而坚强的妹妹以及后来相继赶到的姐姐、姐夫,他们互相安抚互相鼓励,才共同度过了这个艰难时刻。感谢上帝也让他们见证了我战胜了生与死的考验,见证了我的健康回归、生命奇迹,让他们感到莫大的安慰。妈妈和妹妹见证了始终,成为我这段故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情节。 如果说这一年中姐姐是来汉次数最多的人,妹妹是除了妈妈在汉呆的时间最长的人,那么弟弟就是为了我所行路程最远的人。我两次回国、两次来汉,都是弟弟从烟台特意赶到北京去接我,再从北京专程陪我飞到武汉,又从武汉飞到家里。每一次我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弟弟。他常常丢下手中的一切去帮我办事。弟弟虽然比我小,但他常常像兄长一般地照顾和保护我。我和弟弟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子女又多,没有钱一个个都送进托儿所,所以就由大一点的照看小一点的,这样长大的。弟弟比我小五岁,所以照看他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头上。弟弟虽然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又是唯一的男孩,从小就受到优待,但他为人极其善良仁厚,诚实懂事,从不娇惯任性。我格外的喜爱和疼惜这个弟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家中越来越承担起一个长子的重任,对父母恪守孝道。父亲现在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每况愈下,孝顺而懂事的弟弟一直贴身照料着,成为父亲坚强的依靠。在我作手术之前,弟弟已经专程来武汉探望了三次,但手术期间,父亲病重并因此住了院,由于妈妈、姐姐、妹妹全在我这里,所以只好由弟弟留在家里照顾爸爸。当时他们怕我和妈妈担心,没有把爸爸住院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我猜到是爸爸离不开人、尤其离不开弟弟,我为自己不但不能守在爸爸身边、反而牵扯了家人这么多力量而感到分外愧疚,我很感激弟弟能成为爸爸的支柱。但我知道弟弟是多么牵挂刚作完手术的我,是多么想守着我,哪怕只是在ICU的窗外隔着玻璃看我一眼。在ICU里醒来后过了两天,妈妈和妹妹就把我的手机给了我,我看到了弟弟发给我的短信,他说他一想到我所遭受的痛苦他的心都抽在了一起…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为我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而是因为我仿佛看到了为了我的痛苦而正在同样经历着痛苦的弟弟。在我出院的那一天,也正好赶上快过年了,弟弟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第四次跑来看我。因为就要出院了,我自我感觉状态还可以,可是当弟弟看到手术后体重减轻很多、骨瘦如柴的我,许多年不曾在我面前哭泣的他伏在我的病床边无语痛哭。他那张泪水纵横的脸张酷似父亲,让我想起去年当我从美国回到阔别6年的故乡,父亲那张老泪纵横的脸,我禁不住泪如雨下、心酸不已。弟弟可能觉得没能在手术前后守在我的身边而愧疚,但我深知他身上的重担和责任,他是家中坚实的顶梁柱,有太多的人需要他,离不开他,包括他的妻子,我的弟媳。但尽管这样,在我住院最需要人照顾的日子里,弟媳放下功课、离开弟弟,来到武汉陪伴和照顾了我将近三个星期。她虽然跟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她真心实意、尽心尽力,就仿佛我是她的亲姐姐。作为弟媳她能做到给我端屎倒尿,我的感动和感激可想而知。最让我感动和过意不去的是她在夜里的陪护,那时她和妹妹轮流陪夜。她睡觉比较轻,睡在躺椅上又不舒服,再加上怕睡死了听不着我的动静,所以她刚开始的时候经常整夜睡不着,但医院为了病人的休息,早早就要关灯,懂事善良的她就那么整夜睁着眼睛,静静地一声不响。后来习惯了稍微好一点,但也常常是刚刚睡着就被起夜的我或别的病友惊醒。病房的病友们都很受感动一个弟媳能做到这样。从她身上我能感受到她与弟弟之间深深的爱,以及她对她的丈夫的家人的爱。 就这样,从2008年4月底回国,到6月初开始透析,到10月底大出血生命垂危,到11月14号接受移植手术,到2009年1月19号出院,到4月15号回到山东家中,一直到4月24号踏上归美的路途,我历尽了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煎熬,在痛苦与绝望中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在这坎坷的岁月中帮助我度过难关、坚定信念的是全家人的全力支持、无私奉献和精心照料。他们伴我一路同行,走过了风雨,迎来了彩虹。 支撑着我最终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中,除了我所有的亲人,还有与我的亲人一样深爱着我的爱人Peter。
(四)
支撑着我最终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中,除了我所有的亲人,还有与我的亲人一样深爱着我的爱人Peter。在我们相识之初,当我告诉他我将要面临的身体上的挑战,他深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他对我的爱将今生只此一次,这是一种不论痛苦还是欢乐、贫穷还是富贵、疾病还是健康都不会改变的爱,他将与我一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这番话让我觉得无限温暖和感动,但也未敢对此抱百分之百的期待。生活经历曾经告诉我世上没有这样的爱。但时隔两年的今天,尤其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08年之后,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无可质疑地证实了他的真爱诺言。在我们别离的日子里,他每天雷打不动、永不厌倦的早晚两次、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越洋电话,是支撑着我每天在艰难中继续的精神动力。电话里的倾听与诉说,把远隔高山重洋、饱受离别之苦的人的心拉得越来越近。他在一年之中四次万里迢迢、穿越半个地球从美国来到中国,就只为看望他日夜思念和牵挂的我。当我因错过了好的时机而不得不在透析中继续漫长的等待,焦虑无望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身边,安慰我鼓励我,用他的耐心教我学会耐心;当我因病情的加重及透析的副作用而发生大出血,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第二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身边,照顾我支持我,给我以我战胜病魔的力量;在我作完手术后坎坷的恢复时期他第三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身边,精心地护理和细心地照料,让我在病榻上的时光不再痛苦难耐,让病房因他的存在而温馨明媚,让夜晚因他的陪伴而不再漫长黑暗;而今我终于康复,准备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正在打怵一人独行将带来的恐惧和无助的时候,又是他第四次来到中国,来到我身边,让我在归途中有一个坚实的肩膀可以依靠。旅途中,他把所有的毯子和枕头都给了怕冷的我,把所有的大包小裹都抗在了自己的肩上,依偎在他的身边,我第一次在长途飞机上踏实地睡了一路。他对我的忠贞不渝和情深义重征服了我的全家,他们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这个美国小伙子,并由衷地为我们深深祝福。我常常感恩上帝如此的眷顾我,送这样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他义无反顾的四次中国之旅向世人表明了他那一颗爱我、追随我的心,也完全征服了我的一颗心。我终于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虽然与他交往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且聚少离多,但心灵的相通和彼此的默契让我感觉到仿佛已和他走过了前世今生。今生能遇到这个人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我将会倾尽所能、竭尽全力去经营这份爱,珍惜这份情。
我的同事、朋友也在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里给予了我难能可贵的关心与支持。柳亮一直是我无话不说的最要好的朋友,除了Peter,她是给我打国际长途最多的一个人。她总是用她特有的乐观的态度和真诚的祈愿感染着我,鼓励着我。无论在美国时还是在武汉这段日子里,每当我苦恼想不开的时候,跟她聊聊天总是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在2008这段难忘的岁月里,她也同样成为我难忘故事中的一个闪光的情节。她今年九月与相识三年的男友喜结连理,我没想到他们竟会在宝贵的蜜月假期中抽时间特意到武汉看我。她和新婚丈夫回国探亲兼度蜜月,只有宝贵的两周时间,而她家人众多,他们计划要去几个地方,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利用两天时间专程拐到武汉来探望我,让我从心底由衷地感动和感激。那时我因迟迟等不到供体,焦虑的快要崩溃了,他们的即将到来带给我巨大的安慰。然而正当我满怀欣喜地盼望着他们到来的时候,我的病情加重,就在他们来到的前一天,我因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住进了医院。因为发生的太突然,家里人还没有赶到,只有无助的妈妈守在我身边,跑前跑后,身体和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之后,妈妈的神经都要崩溃了。我是多么感激柳亮和她的丈夫在这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对当时的我和妈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依靠。尽管他们只呆了两天,但这宝贵的两天填补了家人赶到之前的空缺,让困境中的我和妈妈没有感到孤独和无助。我要感激的还有我的朋友李鑫和昌盛,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对我接受手术、战胜病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刘鑫夫妇和杨红梅夫妇,他们是我在美国曾经的同事,他们的探望和关心让我感受着人情的温暖,让我克服了术后一度惧怕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心理,坚信朋友和同事们都在期待着我的回归。
就这样,我度过了37年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2008年。这一年,记载了中国的灾难与辉煌,也记载了我的悲与喜、苦与乐、逆与顺。经过这一年的洗礼,我会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健康,继续延续生命的美丽,让那些深爱着我的人们为他们曾经支持和再造的这个生命而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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