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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之我见
- 作者:毛一雷|发布时间:2013-01-26|浏览量:742次
“目前的医患关系,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极度之坏的阶段,” 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坏、这么不信任的关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已经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与此同时,部分媒体一些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明显倾斜的报道,也起到了增加患者和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为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报道标题。我读起来第一反应就感到特别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应该杀,这个新闻标题言是不是隐含着“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了吗?”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很多偏向和煽动性的报道,无形中让医患关系激化为“敌对”情绪,无意之中不负责任地煽动了社会仇恨。而这种社会仇恨的“重”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少年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在北京的一些医疗专家看来,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来缓解其缓慢发展,不置可否的是此病越久越为严重,“因此这种病不是像一些媒体说的那种两年治六次都没治好,就是一年治600次也无法治好”。
不过院方是否及时诊断出来,以及实际病情是否如实向病者转达,值得拷问。 哈医大一院相应人士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对此已不愿再回应。而一直陪同李梦南看病的爷爷李禄表示,去年4月第二次看病时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但接诊医生们的每次态度都并不好。
“我感觉大夫好像是在麻烦我,我和爷爷坐一夜火车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李梦南事后这样说,因此“脑袋一热,就把大夫给捅了”。
“医患关系从信任的契约瓦解开始,已进入一个紧张的恶性循环,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体制又不进行改变,十几、几十年以后可能不会有优秀医生了;我们的后代会在一个更加差的医疗环境中生活,所以这样下去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说,待遇上并不丰厚的医生们,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医生职业的尊严。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方、刘海英曾做过多年医生,至今她们的子女没有再从医,“我也不会让他们做医生。据我了解,工人群体中如果希望家里有个医生看病方便,那么也只是隔代从医,能接上茬就行”,刘海英说。而诸多压力之下,医生转行的现象也较普遍。
毛一雷介绍,医生除了要求知识面广泛、学习动手能力强以外,还是个培训花费多、培养时间长的职业。在中国培养一名优秀的专业医生,一般在学历上需要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2—3年、博士后2年,在临床上需要住院医生5年、专科培训4—5年。可想而知这个职业一当被轻易毁掉,很难在短期内重新竖起。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任凭这个职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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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方、刘海英曾做过多年医生,至今她们的子女没有再从医,“我也不会让他们做医生。据我了解,工人群体中如果希望家里有个医生看病方便,那么也只是隔代从医,能接上茬就行”,刘海英说。而诸多压力之下,医生转行的现象也较普遍。(这句话也应该同我无关)
毛一雷介绍,医生除了要求知识面广泛、学习动手能力强以外,还是个培训花费多、培养时间长的职业。在中国培养一名优秀的专业医生,一般在学历上需要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2—3年、博士后2年,在临床上需要住院医生5年、专科培训4—5年。可想而知这个职业一当被轻易毁掉,很难在短期内重新竖起。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任凭这个职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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