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传统医药

第十一章　苏州的传统医药 苏州的传统医药历史悠久，到了明清时期更是繁盛，逐渐形成了具有吴地特色的流派。众所周知，在中医学史上，学术上有伤寒学派、温补学派、脾胃学派的分别，地域上有易水学派、岭南学派、新安学派、孟河学派的不同，而兼具地域性和温病学术特色的吴门医派则独树一帜，光照一隅，是苏州的代表性医学体系。 第一节　吴门医派的历史状况 吴医乃由吴地得名，宋元以后，医学重心南移，江浙一带出现了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医家。 元末明初，浙江名医戴原礼来苏州悬壶行医，凡吴人看病，戴原礼每开一方收银五两。由于他是金元名医朱丹溪的高徒，医术高超，一时声誉鹊起。苏州人王宾就去拜见他，向他请教学医之道。王宾在他的指点下，熟读《内经》《素问》等书，并得到他所秘藏的朱丹溪《彦修医案》十卷，由此继承了辨病诊疗的学术经验。王宾将殁，因无子，将书传于学生盛寅，《明史•方技传》称“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又有明初苏州人葛应雷，以医名于时，《明史•方技传》称“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 因为王宾、盛寅继承传播了朱丹溪的学说，葛应雷则继承传播了北方刘完素、张从正为代表的中原医学，吴门医派由此而发端，杨循吉《苏谈》就说：“吴下之医由是盛矣。”数百年来涌现出不少名医，“有闻名邦国者，有饮誉乡里者，有创造发明著书立说而成为一代宗师者，有精于脉理善诊妙治而留范千百医案者，有广注阐解经典者，有专论克治时病者，有精通诸科者，有独善一技者。总观诸贤，不惟医道高超，且皆医德隆厚”（《吴中名医录》）吴序）。 出诊药箱 至正德年间，太医院院判吴县人薛己“历仕孝武两朝，视篆南北医院，尽阅中秘奇方，遍友海内名士，闻见宏博”，“遂能察见脉理，所投立效”。他曾校注王纶《明医杂著》，钱薇在注本的序里说：“尝闻姑苏传刘、张医学，乃自葛应雷始。自后王安道、赵良仁辈，各著《会同》《医韵》《药要》等书，世所宝藏，则苏之医派实承薛君崛起于后，渊源有自矣。” 进一步以“吴医”广传天下者，应是清乾隆时的苏州府医学正科唐大烈，他仿照康熙时苏州人过孟起《吴中医案》的体例，征集苏锡常太医家杂著，汇编成《吴医汇讲》十一卷，初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从此“吴医”之名风靡于世。 自《吴医汇讲》问世，至温病学派兴起，逐渐形成吴门医派“名医多、御医多、医书多”的特点。数百年来，苏州出现了许多著名医家，《清史稿》就有吴有性、张璐、喻昌、尤怡、叶桂、薛雪、徐大椿、王维德、陆懋修、王丙等吴中名医的略传。这一庞大的医学名家群体，形成颇具特色的地方医学流派，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回顾苏州传统医药的发展过程，以下三件事值得一提。 一、《平江图》上的中国第一家医院 苏州的慈善事业有悠久的历史，即以施药治病的机构，王鏊《姑苏志》卷二十二就有如下的记载： “太平惠民药局，在醋库巷，庆元元年建。” “济民药局，在鱼行桥东，绍定四年吴渊创于广惠坊之左，自为记。开庆元年，马扬祖重建于子城内路分厅之故址，继又迁于其北。” “居养安济院，在社坛东，建炎以来废，淳熙三年陈岘重建。” “赡养院在州钤厅后，旧曰医院，提举林介建，改称。” 赡养院约建于南宋宁宗朝，也称为医院，宝庆元年（1225）重修，改名安养院，主要收治病囚，宝庆二年（1226）陈耆卿为撰《安养院记》，其中写道：“赡养院成，郡府院四狱之以病告者，而治其医之政令，大概屋百础，田三顷，饮食卧藉熏燎之物靡不具，护视典领临督之人靡不力，贮藏颁给激犒之法靡不臧。简良材，萃名方，以授大小医而精炼治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医院”命名的医疗机构。绍定二年（1229），知府李寿朋刻《平江图》，在图的东南方位有一座建筑，标有“医院”两字，其位置大约在今十梓街中段。 至于济民药局，为南宋绍定四年（1231）知府吴渊所创，他在《济民药局记》中写道：“乃创济民一局，为屋三十有五楹，炮泽之所，修和之地，监临之司，库廪庖?，炉?鼎臼，翼然井然，罔不毕具。总夫匠木石之费，钱以缗计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计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复以二万缗实之，为市材费。凡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无珍不致，无远不取，冀有益于人，故真其剂，弗求赢于官，故轻其值。料置丰盈，芗味芳烈，较市之炫玉贾石者，相去不啻万万。列肆??，过者欢喜。他日设遇流行之灾，四时之?，则分医以疗，捐药以济，其为吴门之利，盖未有已也。” 即以此两事，就可知苏州医药历史的辉煌。 二、中外医学交流与曹存心的《琉球百问》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濒江临海，出海交通十分便利，古代吴人又“善舟习水”，因此驾舟出海、东渡日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南朝陈天嘉二年（561）秋八月，吴中僧人智聪携带《明堂经》《肘后备急方》等医书一百六十卷东渡扶桑，这是中国医书传到日本的开始，也是吴中医学对外交流的发端。以后智聪之子善那使主被日本天皇赐以“和药使主”，并且子孙世袭，至清和天皇贞观六年（864）智聪后裔和药使主黑麻吕与和药使安主弟雄受到了天皇恩赐的“宿弥”姓氏。可见智聪家族已成为日本很有影响的世医。自智聪以后，历代都有中日医学的交流活动。 至清道光年间，苏州名医曹存心曾收琉球来的学生，并将师生问答的书信汇辑成《琉球百问》，在海外至有影响。 曹存心（1767-1834），字仁伯，号乐山，常熟福山人。他自小颖悟，因家贫遂弃科举，从金阊薛性天习医。他广览医籍，勤研苦学，尽得师传，不但融古贯今，又能独自成家。悬壶后，先寓苏州窦妃园，后卜居长春巷，为人治病，辄奏奇效，求诊者日以百计，医名大振，被誉为叶桂、薛雪后第一人。以至门人云集，弟子以百数计，医名盛于当时，乃至远扬域外。道光四年（1824），琉球国政府慕其盛名，特遣医人吕凤仪来苏，师从曹存心，三年后学成归国，凡遇疑难病症诸事，一一贻书请教，曹存心为之逐条剖析，精心作答。这些信札，经整理后编成《琉球百问》和《琉球问答奇病录》刊印。《琉球百问》不但是中医学流播海外的历史性文献资料，也是中医学函授教学的滥觞。全书共列一百零三问，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针灸科、本草药性等门类。 曹存心生前没有留下著作，他的儿子文澜继承父业的同时，整理遗稿，刊印传世的有《继志堂医卷》三卷以及《过庭录存》《继志堂语录》《曹仁伯医案论》《曹仁伯医话》等数种。曹存心的学生吴元善则录其脉案集为《延陵弟子纪要》（又名《乐山先生遗案》），也刊印传世。 三、早期的医学杂志《吴医汇讲》 《吴医汇讲》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医学杂志，为苏州名医唐大烈编纂，第一卷卷首凡例有云：“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之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其有人云亦云者，旧籍已繁，兹不复赘。”“不以年齿次先后，亦不以先后寓轩轾，以冀日增月益，可见大观。或尊居远隔，并不妨邮寄寒庐，并登梨枣。”他还请读者注意盗版翻刻，“凡新书一出，坊间每即翻刻，虽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购阅者须认本堂原版，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随补随翻，决非全集，愿诸公辨之”。《吴医汇讲》采集吴医论文，受到医界的广泛欢迎，也反映出乾嘉间吴中医学人才辈出、学术争鸣的盛况。《吴医汇讲》创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共出十一卷。它的发行范围包括苏城内外以及周边的城镇和乡村。 《吴医汇讲》所收内容广泛，有叶桂的《温证论治》等著名医学论著，有关于“书方宜，人共识”等医德问题的讨论，有关于烂喉丹痧等专病的研究，有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等方剂本草的探讨，有治疗虚劳等疾病验方的交流，也有古方的考据、医书的介绍、医学的常识以及医疗事故的处理经过等等。据统计，《吴医汇讲》共刊登了四十余位医学名家的学术文章，其中唐大烈本人就有十九篇。《吴医汇讲》具有极高的医学文献价值，不但保存了叶桂的《温证论治》，并由此演变成为温病学说的核心内容。另外，关于痧痘麻疹、烂喉丹痧等传染病的讨论所占比重较大，说明这几种传染病在当时较为流行，因此中医界见证丰富，关注较多，并曾通力协作，探讨解难，由此可见《吴医汇讲》的求实精神和吴医的治疗特色。 1940年代的中医诊所 《吴医汇讲》促进了吴中医学的发展，保存了吴门医派的重要文献。由此而及民国时期，又有《苏州国医杂志》《医醒杂志》《吴县医钟》《针灸杂志》的相继问世，体现了吴门医派学术交流形式的一脉相承。 第二节　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作为吴门医派的精髓，是在吴地中医理论研究者与临床医学专家的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温病学派的诞生，促进了吴门医派的崛起。 自古以来，旱涝、风蝗、地震、海啸各种灾害往往都会增加疫病暴发或流行的机会，历史上继发于灾荒之后的疫病屡见不鲜，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据文献记载，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苏州及邻近地区先后发生过数百次的疫病流行。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六十四次疫病流行，清代二百九十五年中大小疫病流行不下三百多次。 由于干旱、水涝、海啸等灾害摧毁了城镇村落，生活环境恶化，饮水被污染，淹溺、受伤、冻馁及病死的人畜众多，尸体浅埋处理或暴尸荒野道旁，形成污染源，造成了疫病流行的条件。因此，对瘟病的关注和研究，向来是医家们关注的焦点。 相传先秦时的《黄帝内经》，曾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可见先民们已注意到这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疫病。东汉时河南张仲景亦曾痛感建安以来疫病的流行，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然而未满十年，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有七十人。于是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论》一书。张仲景很自负地认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自《伤寒论》问世后，历代医家无不奉为圭臬。伤寒病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的总称，以伤寒病命名，列治法三百九十七条，组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九十七味，历经千百年，中医藉此治病，屡治不爽。可贵的是《伤寒论》继《黄帝内经》之后曾提到温病，但有症状而无治法，语焉不详。这与张仲景身处中原，所见所闻以伤寒为主有关，说明张仲景在临床中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而他只是注重了伤寒的研究。 苏州地处太湖下游，“土薄水浅”，“水自为患”，南方富饶的生活，容易令人多疾而短寿。薛己就说：“东南之域，下卑湿热，其人腠理疏通，汗液妄泄，阳气内虚。”至明清间，医家认为南方卑湿是得病之主要由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成为医家的共识。吴中一带地处卑湿，较之北方多温，这或许是多温病的自然条件。因此，医家们也就有了更多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 在温病学派的形成中，王履、吴有性、叶桂功不可没。 王履??温病学派的先驱者。元末明初之际，昆山人王履（朱丹溪的学生），在临床研究中承袭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思想，但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王履在他的《医经溯洄集》中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其病因虽不殊，但施治不得混淆，王履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对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指出温病是与伤寒不同的一类疾病，在治疗上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使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了伤寒的羁绊，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王履的学术认识成就了他在温病学发展史上先驱者的地位。 吴有性??温病学派的奠基者。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吴县洞庭东山人。他目睹疫病流行的凄惨景象，就放弃科举，绝意仕途，走上了医学研究的道路。疫病流行之际，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疫区，登门串户，调查疫情，观察症状，记录病情，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了治疗瘟疫的经验。翌年就写成《瘟疫论》一书，对瘟疫的预防和治疗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有一种致病物质“戾气”，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原因。他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观察到“戾气”有多种多样，不同“戾气”会产生不同的病症，并且他已经观察到某种“戾气”会侵犯某个脏器组织。《瘟疫论》书中记载了鼠疫、白喉、天花、麻风、肺结核、流行性脑炎等不同的传染性疾病。在疫病传染途径上，他明确指出“邪从口鼻而入”，可通过空气飞沫或同病人接触传染，在疫情的流行特点上，他已注意到散发性和大流行的区别与联系，并有很多合理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吴有性在传染病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国传染病学的研究，《瘟疫论》是我国最早研究瘟疫的专著。他提出的“杂气学说”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瘟疫论》成书不到两年，就有刻本刊行。嗣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康熙年间，日本医家也翻译了这部著作。 叶桂??温病学派的确立者。由于医家们的思想受到“尊经崇古”观念的束缚，不敢直面温病，只是强调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企图避免和《伤寒论》的直接矛盾，所以一段时间来客观上延缓了温病学说发展的良好势头。清初以后，温病学说日趋成熟，迨至叶桂《温热论》的问世，完善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确立和推动了吴中温病学派的诞生。 叶桂（1667-1746），字天士，清康乾年间人。他认为伤寒一症由感受风寒所致，而温病的病因则是温热之邪。伤寒病邪从皮毛腠理而入，先犯足太阳经，由表入里，循六经传变。温病之邪则由鼻而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温邪犯上焦肺卫，由浅入深，循卫、气、营、血途径传变。伤寒之邪留滞，由寒化热入里，易伤阳气。温热之邪则热传速变，表里俱热，易损阴津。所以在治疗方法上，伤寒在表，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温病在表，则用辛凉轻清，透泄热邪，以顾护津液为主。他明确提出了温病学说中卫、气、营、血的辨证治疗法则。这是一种学说的创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阐明了温病卫气营血四个层次由浅入深传变的规律。同时叶桂还制订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广泛应用于温病临床。在温病的诊断方法上他发明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等体征，并且有较详细的记录和总结，对当时医家诊断疾病提供了宝贵经验。 温病学说是一门与伤寒学说并列的外感发热病治疗学，是吴中医学的标志性学说，并且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后吴中医家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薛雪的《湿热论》、缪遵义的《温热朗照》以及邵登瀛的《四时病机》等研究温病学说的专著纷纷问世，掀起了研究温病学说的高潮。吴中地区成为当时温病学说研究的中心，从此，温病学说广为流传，播扬大江南北。 继之，江苏淮阴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广其义，浙江会稽章虚谷的《医门棒喝》畅其识，海宁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传其学，这些都是中医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温病学著作。 因为温病学说的创新观念，卫、气、营、血治则成为医家的有效辨证方法，使人们对这一类发热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有了较好的疗效和可靠的手段。 第三节　吴门医派的特色 一、世医多，吴门医派稳定与进步的保障 世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人们历来都很看重世代相传的医家，这主要是指父子嬗递，族裔沿袭，数世乃至十数世、数十世相传的。但是能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真属凤毛麟角，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 元代时，医家世传较为多见，这与当时抑文废儒有关，元人傅若金《赠儒医严存性序》就说严存性“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这就导致了儒学世家向医家的嬗变。至明代，户籍管理制度受到了元代的影响，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等类别，规定必须子承父业，一旦被划归医户，那么他们的子孙就必须世代行医。因此，医学之家形成了一脉相承、世代沿袭的现象，对补充大量的医学人才有一定积极作用。明清两代，吴中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一大批著名医家亦多世代传承，所以吴门医派继名医多之外又有了世医多的特点。 《吴中名医录》中有关于南宋初年名医沈良惠的记载。他由汴迁吴，高宗曾赐书良惠，吴人遂以良惠称之。自宋入元至明，其家代有名医，这是关于吴中世医较早的记载。 宋代吴中世医第一家是葛氏医家。葛氏医家在吴中影响很大，王?《赠葛仲正序》就说：“予观近时言医者，莫盛于吴中。而吴中世业医者，莫盛于葛氏。”陈继《葛彦和墓志铭》也说：“吴中以儒为医，而德被人者，世称葛氏。”葛氏家族当是显赫于吴中的鸿儒名医世家。葛氏世家中最早有影响的是葛应雷。葛应雷（1264－1323），字震父，号恒斋，宋元间苏州人。祖思恭，官至宋宣议郎，以医术显名于时。父从豫，官宋进义校尉，为人清正儒雅，博极群书，尤精医学，名于宋末。应雷幼年习儒兼受家学，留心于医。宋亡后弃儒而专攻医学。以家藏《灵枢》《素问》诸书，研读覃思，深窥奥旨，其处方制剂，独具风格，皆出群辈。见世之言医者，拘方执论，而莫究其原委，宣泄、补益、守护、攻伐之法，不识时用，于是就写了《医学会同》一书。此书推五运六气之标本，察阴阳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脏六腑之虚实，合经络气血之流注，使学者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大德十年（1306）应雷被荐授平江路医学教授，升成全郎、江浙官医提举。至治二年（1322）以内艰归，因执丧过毁于翌年正月卒于家，年六十岁。其著《医学会同》二十卷，今已散佚。其弟葛应泽，居杉渎桥故里，亦以儒通医，为平江路官医提领，著有《葛应泽诗文集》十卷。其医室有匾曰“复生堂”；座右铭曰“济世之道莫大乎医，去疾之功莫先乎药”，为当时丞相周某所书。葛应雷子葛乾孙（1305－1353），字可久，他生有奇气，仪状伟特，膂力过人，为人倜傥温雅。未冠时，好击刺战阵之法，后折节读书，却入试屡败。于是弃绝仕途，转而继承家业，研习岐黄之术。其父取医书授之，他稍治辄精，且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为人治病，常见奇效。因此他名重南北，与当时浙江义乌名医朱丹溪齐名。相传，葛乾孙曾路遇一人，极明医理，精通方脉，授秘方于他，以后他用以治劳损吐血，活人无数。晚年，葛乾孙将异人所授之方，整理成书，即为《十药神书》。他在自序中说：“余自髫稚，学业医道，考究方脉，三十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者，不过言语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药治病皆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务在中病。后遇至人，同处三月。斯人极明医道，精通方脉，用药如发矢，无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为师。得授奇方一册，阅之，或群队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观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吴中，一用一捷，无不刻验，信乎奇方可锓梓也。余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名曰《十药神书》。”《十药神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治疗劳损吐血的专著，其病症大体与现代医学的肺结核病相类似。这本书因其疗效确切可靠，得到了明清医家的推崇，并在临床广泛应用。《十药神书》卷帙不多，方共十首，以天干次序排列为甲字十灰散，乙字花蕊石散，丙字独参汤，丁字保和汤，戊字保真汤，己字太平丸，庚字沉香消化丸，辛字调肺膏，壬字白凤膏，癸字补髓丹。用以专治肺痨吐血之症，循序渐进，每有一方之效。唐宋以来，对肺痨病尚未有系统完整的治法，《十药神书》问世后，确立了一套可以遵循的治疗法则。至正十三年（1353），葛乾孙卒于苏州，年仅四十九岁。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五百名贤祠中镌刻他的画像，赞曰：“洞明方术，世业知医。咸池运厄，未究厥施。”葛乾孙之子葛晋，孝敬淳谨，能继家业。葛应泽之子葛仲正（1303－1373），为人仁厚，有长者风，每日迎疗者填满户外，至不能容履。出诊肩舆历视唯谨，不问能报否，率与善药。其子、侄、甥、婿与弟子从仲正为医者甚多，人辄曰是葛君所传，争相致之。 昆山郑氏妇科自宋代迄今已相传二十九世，香火绵延八百年，堪与上海青浦何氏医家媲美，成为中外医学史上的奇迹。 昆山郑氏祖籍河南开封，为周宣王弟友郑桓公后裔。南宋建炎三年（1129）郑忆年率百余口随高宗南渡，定居昆山，遂占昆山籍，是为迁昆始祖。郑忆年五世孙郑公显，得其妻之外祖父薛辛所传医术，专精女科，得以世传。薛辛，字将仕，号古愚，昆山人。精于医术，尤擅女科，治多良效，名闻遐迩，人称薛医产家。因无子嗣，传医术于女婿钱氏，钱氏复传医术于女婿郑公显。郑公显节介自励，潜隐不仕，日检方书济人，著《惠民方》三卷。薛辛为郑氏女科世医之始祖，后裔累世，代代相传，足可称吴中著名世医之家。其医学经验，经整理成书的有《女科万金方》《薛氏产女科真传要旨》等。这些医著方书，郑氏后人视若至宝，秘不示人，并不断增益，修改整理，每次抄版仍署“宋薛将仕撰”字样，以遵先祖。 郑氏世家，以医为家业历代相传，其裔孙中，有的因儒学交辉得就功名，有的以医官行世受宠朝廷，更多的是克承世业，隐于医而名于世者。如七世孙郑壬，精医术，明初被荐为太医院医士。八世孙郑文康，明正统十三年进士，名儒兼名医。十一世孙郑宗儒，明中叶太医院院判；郑云任太医院医士。十二世孙郑若皋，任太医院吏目。十四世孙郑玉?，明末太医院医士。十五世孙郑之郊，明太医院御医。其中以医术传承家业，记述较多的是郑文康。 郑文康（1413－1465），字时?，号介庵。正统三年（1438）举人，十三年（1448）进士，授官观政大理寺。尚未满月即乞归养亲，未抵家而父亡，四年后母又病卒。遂不复仕进。日取群经子史披阅，虽病不少休。筑书院于家庙旁，开门授徒讲学。擅诗文，数千言操觚立就，著有《平桥稿》《介庵杂编》《平桥漫录》等。他在攻研儒学的同时，又继承世传女科医术，品剂草木，药香常达户外。每年经其诊治而愈者不可胜数。五百名贤祠中也镌刻他的画像，赞曰：“谈忠论孝，菲史枕经。平桥遗集，浚发性灵。” 十五世孙郑之郊，字宋孟，号心?，晚明人。博学多识，尤精医术，匕匙所投，无不立效，因此医名满天下。南至闽浙，北达齐鲁燕赵以及辽蓟，皆来延聘，终岁无停辙。天启四年（1624），授太医院吏目，疗疾多奇效，不久进为御医。时魏忠贤有疾招诊，之郊称疾不赴，旋即辞职归乡。曾修祖墓，重建薛将仕祠。 十六世孙郑伯昌（1592－1665），字倩文，号缵?，明末清初人。之郊长子。好古力学，少时游学杭州，补庠生，学使洪承畴以高才目之。其后被举荐贤良方正，力辞之，唯以医术行世。虽医技颇高，刀圭所及多奇中，然遇一病仍必细细商度研究，因此业益精，远近求医者如赴市。他对贫民及荒村僻壤来邀诊者，即予出诊，还对贫困者给予资助。故贫病患者，视其若父母。他为人敦本务义，以仁心笃伦纪，以仁术扶衰病，以仁言教子弟，然又耻以善自居，辞谢举乡饮大宾。居恒耽思典籍，搜罗编校先人遗书，寒暑不辍，著有《学圃集》六卷。其族侄郑起泓得其传，起泓敏于诸方书，有神解，遂臻胜妙，尝于箧中得先人遗稿数十种，皆予以刊行。晚年避难太仓，卒年六十二岁。郑氏女科二十八世传至郑绍先，郑绍先少承家学，研习《女科万金方》等祖传医著，深得奥旨，行医六十余年，是全国首批传授学术经验的五百位老中医专家之一，江苏省名老中医。他精研中医理论，潜心探幽索隐，深得祖传医术及秘方要旨，又能融合现代医学知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郑氏妇科新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郑绍先对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肿块、青春期功血等许多妇科疾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传人郑天如，为二十九世孙，续为学术继承人，克承祖业，发扬光大。吴中世医多是一种现象，如元代太仓郁德之三世相传，元末明初吴县倪维德三世相传，元末常熟陶植三世相传，苏州陈世成五世相传，昆山白塔港闵氏伤科四世相传，苏州阊门西街金氏儿科五世相传，苏州小日晖桥尤氏针灸六世相传，常熟裴氏儿科以“裴麦粉”享誉一方，相传已十五世了。世医之家，真不胜枚举。 二、儒医多，有较高的艺文造诣和丰富的医学著述儒学之士研读四书五经，博览经史子集，所以凭借满腹经纶的学力，对子集中的医部典籍亦在涉猎范围之内，因此文人熟稔医学者为数众多。无论是失意仕途由儒转而习医的，或因父母罹病先儒后医的，或显于儒隐于医的能儒能医者，当知医为儒者之事后，儒医便成为文人追求的一种境界，后人也越来越认同儒医的地位。元人傅若金《赠儒医严存性序》就说：“是故医之良，虽不必尽儒者，而儒者为医，吾知其必良也。”有的大儒一旦行医后，他们在医理、学识上的见解以及医疗实践的水准比一般医生要高明得多。有的虽然没有以医为业，但是他们的医学著述和对医学的贡献是可以称得上名医的。宋代以后，由于大儒通医的风气日盛，儒士习医成为一种时尚，历史上诸多文人学者亦能识医用药。因此，我们往往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医药内容的记载和描述，如果从医学角度去理解，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医学水准之不同凡响。 明代苏州唐寅，博学多才，诗书画俱佳，也通岐黄之术。相传他曾治好祝允明之子小便癃闭的病，出手不凡，药到病除。明末苏州冯梦龙，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同时他又鉴定过唐昌胤的《辨证入药镜》，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笔墨。 宋元以后，儒医多成为吴中医学的特征之一，儒以医显，医以儒贵，以儒通医蔚为风气。如元代的葛乾孙，明初的王履、王宾以及稍后的缪希雍、王执中，清代的王晋三、缪遵义、王丙、柳宝诒等都是以儒通医的大家。 清代苏州儒医，以薛雪最负盛名。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吴县人。他因为母亲年迈多病而潜心医学，曾“两征鸿博不就”，一旦行医于世，医名与叶桂比肩。薛雪家南园俞家桥，号为扫叶庄，门首有联曰：“堪笑世人无拘盗，何妨自我作中医。”“九重天子垂请问，一榻先生卧白雪。”由于他淹贯经史，娴习古文，对医学的经典古籍尤多精研，《素问》《灵枢》《伤寒论》以及《金匮要略》等无不通晓。他学养深厚，触类旁通，因此对经典学说的理解多独出机杼。《医经原旨》六卷是他对《黄帝内经》的阐幽发微之作，发煌古义，融会新知，把医学经典重新辑集，保留精华，删除繁文，使内容更精练，更符合医学临床望、闻、问、切的实际应用。从《医经原旨》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功底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以及对前人学说研习总结以后的发现、突破和创造。《湿热论》一卷是他研究湿热病的经验之作，他认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这是他在临床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全卷虽不满万字，但条分缕析，对指导临床十分实用真切。一段时间来，吴中医家都把他的《湿热论》与叶桂的《温热论》视作姐妹篇，认为是治疗温热病的必读医书。薛雪对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运用自如，他说：“望、闻、问、切，谓之四诊，而望色居四诊之先，未有独凭一脉可以施疗者。”所以在诊治疾病中，他又十分重视望诊。 薛雪博学多才，又虚心好学。在他八十四岁高龄时，还刊刻李念莪的《内经知要》，他说：“余久遭老懒，自丙子岁后，竟作退院老僧，绝口不谈此道矣。一日偶然忆及云间李念莪先生所辑诸书，惟《内经知要》比余向日所辑《医经原旨》尤觉近人，以其仅得上下二卷，至简至要，方便时师之不及用功于鸡声灯影者，亦可以稍有准则于其胸中也。”他慨乎流弊，亦曾无情地贬斥时俗：“古人爱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长，即推崇赞叹。今人则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娼妒排挤，不遗余力，虽有著作，视此心术，天将厌之，尚希垂后乎。”尽管薛雪有如此的医学成就，但他“不屑以医自见”，仅是托隐于医。沈德潜就将他比之明初的王宾：“吾友薛子生白，游横山叶先生之门，自少已工于诗，既长托于医，得食以养，有司欲荐之出，不应。是生白隐居与光庵同，养亲与光庵同，能诗而以医自晦与光庵同。而工八法，解绘事，至驰骋于骑射刀鞘之间，又有能光庵之所不能者。”薛雪少年学诗于叶燮，又工墨兰，善拳勇，诗文甚富，而以医自晦，不求闻达，性情孤傲，“有公卿相约请，不轻易往赴”。所交皆文坛名流，如沈德潜、袁枚等，诗酒流连，极一时之盛。他的诗文著作有《一瓢诗话》《一瓢斋诗存》《扫叶庄诗稿》《吾以吾鸣集》等。在医学史上，薛雪与叶桂齐名，黄退庵就说：“二君皆聪明好学，论人工则薛不如叶，天分则叶不如薛。”后人亦有“叶为时医，薛为儒医”的说法。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晚年客居苏州。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亦以医名于世。秦汉以下的历代医著，他都浏览殆遍，对医学探赜研精，也给人医病。所拟药方，说理断病，有独到见解。他曾用越婢加术汤治愈过肠痈，用四逆汤治愈过霍乱。孙中山患有失眠症，章太炎就用礞石滚痰丸予以医治，效果良好。“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因“苏报案”入狱，章太炎为他切脉诊病，处方施药。章太炎的医道，得益于家传，祖父章鉴、父亲章?都是专业医生。并且他曾追随经学大师俞樾七年，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对《内经》有精辟考据，著有《素问按语》《内经辨言》《枕上三字诀》等，章太炎深受其影响，由此奠定了他研究医学的坚实基础。章太炎喜欢谈论中医药，并撰写有关医药方面的文章。他对《伤寒论》更具卓识，他的有关医学论文、讲演文稿、论医书牍、医学考证等文字中经常提到这本经典著作。 章太炎曾受聘于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的国医学校，授课内容多以《伤寒论》及评价金元四大家为主。他曾在山西、杭州、绍兴、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发表医学论文数十篇，可谓发前人之奥义，开后学之坦途。他在上海寓居时，中医师陈存仁前往拜访，两人畅谈中医之事，滔滔不绝。名医陆渊雷曾追忆，章太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以为中医之发明家，前无古人。章太炎与名医恽铁樵友善，1925年他们在上海创办了“中医通函教授学社”，第一年就有学员二百五十名，最多时达到六百余人，章太炎编写了《杂病新论》《霍乱论》《伤寒论要义选刊》等作为授课教材。他与李根源关系极好，某年李根源患脑疽，病情非常严重，他就经常写信，探问其疾病症状，讨论治疗方法，还推荐医生，赠送药剂。自当年的二月一日起至五月七日止，共有信十三封，李根源病愈后，将这些信裱制成册，传为医林佳话。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受聘为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一时游其门下者多为医林俊彦，如唐慎坊、王慎轩、陆渊雷、章次公、祝味菊、叶熙春等。又与范文虎、恽铁樵、余云岫、王一仁等多书札往来。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至今保存着章太炎的《手写古医方》一册，十分珍贵。其中有他从《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和剂局方》《普济本事方》等古医籍中抄录下来的三百多个方子，间有他写的按语，同时还有他的两篇未刊手稿《治鼠瘘方法》和《精神病治法》。从按语来看，他所抄录的方子大部分在发表的医论中有过引用，这是一份了解章太炎医事活动的颇有价值的史料。章太炎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一个专业临床医生，但因医学根底深厚，曾有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八册，就收录了他的医学文稿一百三十四篇，这些文稿反映了章太炎各个时期的医事活动及主要的医学研究成果。 三、御医多，声名在朝廷，根基在民间 太医院是为皇室服务的专门医疗机构，至明代，太医院的编制更趋完善。太医院的正职称院使，副职为左右院判，以下有御医、吏目、医士、医生等。院使官阶为正五品，御医则为正八品。御医中有一部分不是专职的，有的是民间名医，有的是通医的臣工，由于他们具备出色的医术，时常被皇上钦点为御医。吴中名医多，因此被征召或举荐的御医很多，其中升迁太医院院判、院使的也不在少数。据初步统计，吴中地区进京的御医不下百数十人，仅明代就有七十多位，这是吴门医派的又一特点。 唐代周广是吴中医学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御医，他精妙于医，受望色秘诀于同郡名医纪朋，在谈笑间即知疾病深浅，《姑苏志》卷五十六记录了他的故事：开元中周广被召至京师，“有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广曰：‘此必因食饱促力，复仆于地而然。’饮以云母汤，令熟寐，寐觉，失所苦。问之，乃言太华公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此宫人主讴，欲其声清，长食豚蹄?，遂饱。当筵歌大曲，曲罢，觉胸中甚愦，戏于砌台，乘?而下，未及半，复为后来者所激，因仆地。比苏，即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还有一个故事：“有黄门自交广使回，拜舞殿下。广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当产一子，即不可活矣。’上惊，问黄门有疾否，对曰：‘臣驰马大庾岭，大热而?，于路旁饮野水，今腹中坚痞如石。’广以消石、雄黄煮饮之，吐出物数寸，其大如指，鳞甲备具，投之水，俄顷长数尺，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玄宗将授周广官职，周广固辞，请还吴中。 久负盛名的吴中韩氏世医，学有渊源，十数人家传其业，皆精医术，既出朝廷名臣，又一族数人供奉太医院，诚吴中望族。 韩氏先祖乃是韩琦，因他有功于朝廷，宋时严禁私家市药，独韩家可以售药为业，当时称“韩府药局”，因此韩氏后人遂有以医为业者。韩氏一脉，元代时迁居苏州，韩凝和弟韩冲，均精于医术。韩凝，字复阳，张士诚据吴，欲收引士类，他隐居不出，号“中吴卢扁”。韩氏家中藏有元人罗天益的《卫生宝鉴》，韩凝详加考订，补其缺略，正其讹误，永乐十五年（1417）由其子韩夷校刻刊行。 韩凝子韩奕、韩夷俱世其医业。韩奕，字公望，号蒙斋，少因目疾，筮得蒙卦，知目不可疗，遂匾其室曰蒙斋。入明后，绝意仕进，博学工诗，继父业，大精医术，与王宾、王履并称“吴中三高士”。建文初，知府姚善闻其名，欲造访之，终不相见。韩奕精于本草及饮食烹制，著有《易牙遗意》，今存见《夷门广牍》《影印元明善本十种》丛书。韩奕子韩有，孙韩充、韩襄，俱业医。韩襄字克缵，议论无诡随，老益恬淡无干，平生以医术泽人甚众，与祝允明、文徵明友善。韩夷亦名彝，字公达，少小失母，由韩奕抚育，洪武年间为府学正科，永乐年间官承德郎。由堂兄韩?荐举为御医，后升院判。一日，成祖患腰痛，韩夷奏告，须用雷丸、大黄、木香等峻猛之剂服之，果下虫六十二条，因为韩夷知道皇上嗜食水芹，容易生虫，积久乃成此病。韩夷之子韩布、韩左，传其术，世其业，韩布亦为御医、院判。 韩冲之子韩?，字公茂，禀学于堂兄韩奕。永乐初任燕府良医正，从成祖朱棣征战，后擢太医院院判，升院使。韩?的医术可与当时名医戴元礼相埒，后随驾北巡，永乐九年（1411）归京卒，以三品钦葬。韩?子韩传，初授为南儋卫军，后授御医。韩氏后裔韩来鹤，名籍琬，清康熙年间人，少攻举业，有声乡校，诗书文章，皆精诣有法，屡试不举。以其读书余闲，通其家学，著《伤寒意珠篇》二卷，阐发仲景之书。昆山徐乾学因其家承世医，学有渊源，盛赞其术。 徐大椿曾两次奉召入京治病，乃是乾隆朝的著名御医。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九月，东阁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弘历召徐大椿诊治，其时他正抱病在身，一再称辞。至明年正月又召，徐大椿到京后，与施、孙两太医同拟药方，这时蒋溥已不可治。徐大椿奏曰：“过立夏七日，则休矣。”高宗嘉其朴诚，谕大司寇秦蕙田：“徐灵胎学问既优，人又诚实，不知能在京效力否？”徐大椿自揣年老多病，万难效力，即请辞谢。是晚，高宗又命视大司农李公疾，明日又命入圆明园，前后六次为皇室视病，于五月四日允准放归返里。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徐大椿又奉召入京，当时他也正卧病在床，强起奉命，由儿子徐曦随侍，腊月初一抵京，精力日衰，但还与人从容议论阴阳生死出入之理。过了三天，自知不起，遂自撰一副墓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是夜谈笑而逝，年七十九。高宗深表哀惜，赠儒林郎，赐金归葬。翌年春，由徐曦扶柩归里，十月葬于吴县越来溪牒字圩，二十年后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迁葬吴江大境字圩新阡。1984年重修，加高封土，墓地扩为二亩，四周植树，重立牌坊及石碑，今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徐大椿前后行医五十年，学验俱丰，袁枚曾这样称赞他：“每视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施鬼设，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他对医术孜孜以求，旁搜远绍，取古人之书重集之，节其冗，取其要，补其缺，正其偏，共成书十余种，有《内经诠释》《难经经释》《六经病解》《医学抉微》《药性本义》等。 徐大椿《难经经释》书影 一位名医尤其是御医都会有动人的故事与传说。相传徐大椿在沈德潜未达时，诊其脉而知其必贵。在熊季辉强壮时，握其臂而知其必亡。一日，袁枚左臂忽短缩不能伸，诸医莫效，乃使舟直指洄溪。当时两人尚未结交，旁无介绍，袁枚惴惴然唯恐徐大椿未必见他，不料名刺一投，握手如旧相识，且具鸡黍为馔，清谈竟日，又赠丹药一丸而别。有一个叫李?溪的，笑着对袁枚说：“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来此一见，费黄金十笏矣。”其为世所钦重如此。 四、医学古籍丰富多彩 苏州人文荟萃，著述者甚多，因此刊印收藏蔚然成风，乃至刻书精良，蜚声海内。苏州名医多、儒医多，因此吴医古籍也特别多。 吴中历代医家师承家传，继往开来，显示了吴医独特的医派风格，承传了高超的医术水平，在医疗实践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所以，医家们尤其是儒医们更善于阐述发挥，广采博引，虽多述而不作，但注疏流畅，辑录成集，也不愧为传世佳作。温病学派的崛起，学说理论的创造与发展，留下了独具特色的医学著作。存世古籍自宋至清，历经沧桑，大约不下四百余种，涉及内经、伤寒、金匮、温病、本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的诠释与发挥，又有养生、方药、医案、医话以及临床各科的经验总结与记述，是吴门医派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医学宝库。据不完全统计，吴医古籍被列入全国联合图书目录的善本医书有八种。1978年在进行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时，苏州图书馆完成了苏州市善本古籍的调查与登录。市内各有关图书馆（如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医学院图书馆以及苏州市中医院图书馆等）所藏的古籍善本书目中，医学善本书计有八十三种，一千四百余卷，达三万余册。1982年卫生部下达了中医古籍整理计划，在所列的五百九十二种书目中，吴医古籍就有五十八部，如此大的比重足以说明吴中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早的吴医著作，当是宋代吴县滕伯祥的《走马疳真方》，但仅见著录，原本久已不传。存世最早的，应是昆山郑氏妇科始祖宋代薛辛的《女科万金方》，目前可见到的是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明代抄本。原刻存世最早的，当是元代王?所著的《泰定养生主论》，为明正德六年（1511）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弥足珍贵。除此以外，从未刻印过的抄本、稿本以至孤本古籍还有很多，令人瞩目。清太仓萧霆《痧疹一得》的咸丰抄本，清吴县缪遵义《温热朗照》的稿本，明长洲赵良仁《金匮方论衍义》的抄本，明吴县沈野《暴症知要》的抄本，以及常熟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的明天启刻本等，都是难得的版本。另外，新城王象晋《内科正宗》的崇祯二年（1629）刻本，都属海内孤本。明人王宠，与文徵明、祝允明并称“吴中书法三家”。他抄录的《医方杂抄》，行草书体流畅，神韵超逸，洒脱悦目。此抄本无论从医方抄录的内容抑或书法作品的价值，都可以认为是极具收藏意义的中医古籍版本。 第四节　特色吴药与百年中药老店 一、特色吴药 吴门医派名医多，而且吴医用的中药也有许多特色。 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道：“蜈蚣，生江南大吴，赤头足者良。”《名医别录》是一部有影响的本草文献，后世遂有“舍苏蚣，均不可用”之说。吴唐草、吴葵华等冠以“吴”名的药物，可能也属吴地特产，还有待考证。唐朝诗人王维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咏，其中提到的茱萸，也是一味有温中止痛特殊疗效的中药，中医用之可以治疗厥阴头痛，阳明呕逆，少阴下利，一药治多病，说明一味茱萸非比寻常。《中国药物大词典》称“本品南北皆可，入药以吴地为佳，故名”。相传唐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曾把吴地茱萸带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也有培育种植，但远不及中国出产的质量上乘。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元代时到过中国，他在《行纪》里不但说：“此城亦有文士、医师甚众。”还说：“此城附近山中饶有大黄，并有姜，其数之多，物搦齐亚钱（gros）一枚可购六十磅。”可见这两味常用的中医药物在苏州落户，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苏州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地产药材资源相当丰富，四小药材（小草药、小花果、小动物、小矿物）盛名于世。此外还有苏薄荷、醉仙桃、九空子、佛耳草、挂金灯、卷柏、穹隆术、灯心草、枳壳、青皮、芦根、荷叶、绿梅花、芡实、香橼、蜈蚣、地龙、乌梢蛇、珍珠等吴地药材。就是玫瑰花也有“苏地色香俱足，服之方能有效”的声誉。 二、苏州的药业 在吴中医学发展的过程中，早期的苏州药业也很兴旺。 初始，药事属于官方管辖，文献资料表明，秦汉时的太常寺、太医令丞之外有药丞、方丞，主管药及药方。南北朝时，在门下省有太医令兼司其药，至北魏门下省始置尚药局设专职掌药的官员，以后历朝药事均为官方掌握。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京城设置惠民药局后，苏州在庆元元年（1195）设立了太平惠民药局。绍定四年（1231）又设置了地方性的常设机构济民药局，以应付不时之灾。 虽然朝廷一向是严禁私家经营药材的，但吴中韩氏医家却以售药为业，号为“韩府药局”，因为韩氏先祖韩琦的声望，得到了官方的特许。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记载，朱?的父亲朱冲也开设药肆，“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之。又多买弊衣，择市妪之善缝纫者，成纳衣数百，当大寒雪，尽以给冻者。诣延寿堂病僧，日为供饮食药饵，病愈则已”。朱冲药铺的种种施舍，有兼济社会的慈善意义，同时也是一种商业性行为。南宋后期，药业更有民间化的趋向，洪迈《夷坚志》说，平江城内“平江人江仲谋于府内饮马桥南启熟药铺，绍熙五年又执一肆于常熟梅李镇”。这些是早期苏州私家药铺的记载。私营药业有明确的熟药与生药的专业分工。当时江氏药店已有规模，并且具备了在外埠开出连锁药店的能力。据王謇《宋平江城坊考》记载，今学士街在宋代曾称药市街，是药业聚集之地，加上城内先后有惠民药局、济民药局等，药业兴盛，蔚然成市，以至出现明清时期阊门内外的药业盛市。明清时，苏州药商大都集中在阊门外运河两岸，市场十分繁荣。在阊门外上津桥畔，有“郝将军卖药处”一碑，相传明末武官郝太极隐居苏州，在此卖药为生。光绪间苏州知府李超琼为立此碑，并有一诗咏道：“上津桥下水??，药市风情远莫闻。路近留园花舫织，无人解吊郝将军。” 阊门外爱河桥药王庙弄有药王庙，是祭祀药王和药材行业活动的场所，“四方之负药担囊而至者，将贾直定于斯，榷衡平于斯，钧石亦正于斯，则可以昭忠信而息纷争”（《药王庙碑记》）。山塘街在明清时期繁荣昌盛，一度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是中药材的集散地。宁远堂、沐泰山堂、良宜堂、天益堂、颐年堂、同春堂等药材铺行都开设在山塘街及临近地段。清乾嘉年间是苏州中药业的兴盛时期，并且逐渐分化出药材行与饮片店。据说药王庙就是当时药材业同行的议事之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活动的药行有四十三户之多，而饮片行业则在养育巷柳巷三皇庙（祭祀太?伏羲氏、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三皇）太和公所活动。民国时期，政府推行歧视中医的政策，中药事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由于西药还属舶来品，价格昂贵，中医药仍然受到青睐。 三、苏州的百年中药老店 苏州城内的中药铺，几乎遍布大街小巷，其中有些老店经历了百年风雨，至今仍置身街市。百年老店中，以宁远堂、沐泰山堂、雷允上诵芬堂、童葆春堂最负盛名，称为四大名店，其中尤以宁远堂药铺历史最长，它是明代始创的老药店。 宁远堂的主人姓成，明崇祯十七年（1644）创设于木渎镇，至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之乱，成携眷避难苏城，战事平息后，返回木渎，恢复营业，于同治三年（1864）迁阊门外山塘街星桥堍暗弄堂口（今知家栈）。宁远堂迁城后，为打开局面，新店开张之日，店门前挑起两幅长挂，上书“宁远堂地道药材，宁远堂丸散膏丹”，十分醒目，檐下有“本堂创始迄今已有二百余年，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标识。店堂内显眼处，放着一个大秤锤，那是老店旧物，秤锤上铸有“宁远”“成”“咸丰”诸字。新店开张后，门庭若市，在繁华的阊门外影响很大。随着历史的变迁，商业中心的转移，宁远堂业务渐见冷落。目前，山塘街上这家百年老店还在，成为便利周围百姓的医药连锁店。 药材店 雷允上诵芬堂坐落在阊门内，是一家具有二百六十多年历史的著名药铺，它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被誉为国内三大国药店。它的创始人雷大升（1696－1779），字允上，幼年熟读诗书，天资聪明，颇有才学，尤其钟情于医药书籍。他的父亲在朝廷做官，雷允上曾两次赴考报罢，遂于雍正初年返回故里，途中历游燕齐深山大川，访医采药，带回一批名贵药材。回苏后，继续钻研医药知识，对丸散膏丹的炼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弃儒从医，投拜在苏州名医王晋三门下。由于他对医药两门都能娴熟运用，雍正十二年（1734）在阊门内周王庙弄口开设诵芬堂药铺，不久又亲自坐堂行医。雷允上既善医又精药，待人热心，医术高明，治病有方，用药考究，治病辄有奇效。他还能亲司炉台，炼合丹丸，修合的丸丹膏散选药地道，有很多是用麝香、珍珠、西黄、伽楠香、猴枣、马宝等细料药材加工而成的，所以药效特别灵验。没有多久，雷允上便声誉鹊起，以至人们习惯地把雷允上的医名和诵芬堂的店名连在一起，称呼为“雷允上诵芬堂”，以后也就简称为“雷允上”。雷允上殁后，子孙没有继承他的医术，但学到了制作丸丹膏散的秘传技艺。雷允上的管理制度严格，药材选取道地，修合遵照祖法。如六神丸、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辟瘟丹、紫金锭、纯阳正气丸、小儿回春丹等各种丸丹，以其神效卓著，驰名海内。六神丸更是雷允上的著名品牌，具有抑菌解毒、消炎镇痛退热等作用，用于治疗烂喉丹痧、喉风喉痈、单双乳蛾、痈疽发背、乳痈乳岩和一切无名肿毒，都很有疗效。因其制法讲究，质量上乘，效果佳良，多次获奖。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雷允上的六神丸就行销日本及南洋等地。1997年组建雷允上药业公司，雷允上国药连锁店亦遍布苏城。 沐泰山药店创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主人是浙江慈溪药商沐尚玉（1736－1812），店址在阊门外渡僧桥堍，以“泰山”为商标，故取‘沐泰山”为店名。沐氏经营有方，业务日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沐泰山药店在苏州渐有名声。道光八年（1828）阊门外遭遇一场大火，沐泰山周围被烧去二百余家房屋，但由于沐泰山有库门高墙、风火山墙阻隔，竟然未被殃及。店主庆幸之余，认为平时广结善缘，苍天有眼，得到保佑。于是在店门口挂了一杆大秤，并书示“进货这把秤，销货这把秤，行善良心好，大火烧不倒”，收到了很好的广告效果，加深了顾客对沐泰山的信任。沐泰山药店在进货渠道上力求药材地道，炮制精良，广泛收集民间验方，进行验证，加以改进，由此研制出了许多名牌特色产品，如肥儿八珍糕、虎骨木瓜酒、消痞狗皮膏、退云散眼药、人参再造丸、大活络丸、金匮鳖甲煎丸等，行销四乡八镇，传播大江南北，备受医家、病家的欢迎。经营方法上沐泰山药店服务到位，在店门口的永济亭内放置炒米、蓑衣、灯笼等生活用品，随意借用，方便顾客。在制合鳖甲煎丸时，郑重其事，选择吉日，在店堂门口当众活杀鳖鱼，吸引行人围观。老苏州们也许会记得沐泰山店堂内曾经有一块香樟雕刻成的“沐泰山”匾，这是店主花费了五百两纹银延聘高手精雕而成。全幅图景气势浩然，金光灿烂，被视为镇店之宝，惜在“文革”中被毁。 城中道前街上的童葆春，由浙江慈溪童氏于上海童涵春盈利后，在苏州开设的连锁药店，创建于光绪年间。全鹿丸是童葆春的特色品种，具有滋阴补虚功效，销量很大。为此，店内设置了养鹿房，买鹿圈养，日后当众宰杀，修合药丸。 王鸿翥药店也是一家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药铺,办店特色是收集历代古方，精选道地药材,认真炮制中药饮片,特别是以擅长研制丸散而驰名国内，可称之为后起之秀。王鸿翥药店的创始人王庚云是一位外科名医，精于医道，家境殷实，于光绪八年（1882）开办了鸿翥堂，其意为鸿鸟飞翔，福至于庭。由于王庚云用药道地，选料上等，讲究采集四季时鲜，不惜工本，因此所制的首乌延寿丹、回天再造丸、易老天麻丸、大资生丸等产品，均有独特功效，销量猛增，称誉苏城。王鸿翥声名大噪，同行刮目相待。以后，王庚云将有关丸散方剂集录成册，名为《王鸿翥堂丸散集》，通过诠释，注明出处，以保持传统规范。 旧时苏州，城内外中药店星罗棋布，尤以景德路、护龙街、中市街、临顿路一带较为集中。行业内的竞争亦属常事，因此开发出本店的特色品种及为病家提供优质服务成为重要一环。王鸿翥的首乌延寿丹，雷允上的六神丸，童葆春的全鹿丸，沐泰山的鳖甲煎丸，黄鹂坊桥徐延益的气管炎膏药，带城桥采山堂的秋水丸，临顿路潘资一的青麟丸、制金柑，临顿路戈氏余庆堂的戈制半夏等，都是具有良好声誉的特色中成药。 在苏州还有一些祖传验方和家传秘制中成药，也是吴医传统中成药的特色之一。这些中成药大多依据祖传秘方、经验方，利用本地中药资源及部分外来道地药材，严格选料，讲究工艺而加工成的。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剂型有丸、散、膏、丹、花露、药酒等种类，各具特色，疗效显著，在民间广泛应用与流传，具有较大的影响。如康熙年间苏州山塘街宋氏的宋制半夏，主治气管炎的咳嗽多痰；道光年间梵门桥弄沈伟田氏的人参胎产金丹，主治妇人胎产疾病；光绪末年黄氏的冯了性药酒，主治风湿疾病、关节疼痛等。还有苏州盘门新桥巷沈氏流荫堂的珍珠丸，专治小儿腹胀诸症；宋公祠创制的陈皮酱，乃是理气化痰的妙品；孙斗南家传的狮子油，专治膈症；东白塔子里赵渊家所制空青膏、推云片，治疗内障目疾有神效；西美巷滕氏世传的疳药，专治小儿消化不良；五圣阁前潘氏的仙授铁屑丸，治疗腹痛食滞有效。此外，阊门吊桥堍徐氏的百花膏，庙堂巷桥北张氏三和堂的肺露，来凤桥下塘周氏的首乌粉，山塘街王上仙的先天益气丸，仰苏楼的花露，步蟾斋的膏药，丹桂轩的白玉膏等等，在文献中都有记载，乃是苏州医药文化的历史记忆。 沧桑变迁，家族兴替，许多当时通过家传能够赖以生计的秘方及秘制方法大多已经失散，有的散落民间，有的已经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