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军求医和从医之路

一 高考篇

1980年～1983年，我在新乡一中读高中，青春无邪，一门心思搞学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母亲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公款订的河南日报就直接送到家里，自己非常喜欢看报纸。那时候报纸注重宣传英雄主义，第二军医大学派遣到老山前线的军医吕士才，第四军医大学79大队华山抢险，张华跳到沼气池中抢救农民老汉英勇就义，这些英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三那年，学校团委还组织了一场大讨论，风华正茂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为救一个农民老汉，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写的一篇讨论稿，慷慨激情，大谈生命的价值，人无高低贵贱之分，当做范文被学贯中西的语文武老师课堂上宣读，虽然觉得脸上有点光彩，但觉得英雄离我太远了，高山仰止。郑州大学一附院烧伤与修复重建外科崔正军

离高考还有几个月了，非常注重学而优则仕的班主任，教英语的杜延秋老师让同学们快马加鞭，再冲刺一程。对学习好的同学说：北大清华在向你招手，对学习差的同学啥也不说，就用手指指新乡的东北角，言外之意，就去上新乡师范学院（现在是河南师范大学）吧！

新乡一中1978年成为省重点中学，在新乡首屈一指。我本来应该1982年高中毕业，但是1982年新乡市一中的高中由两年制改成三年制，其他学校还是两年制。又得耽误一年，还得再读一年高三。小学时在新乡，都是春天入学，就是林彪摔死后全国到处游行，庆祝胜利.。因为无人照顾我，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也融入了游行的队伍，到处奔波。1972年春天上小学了，后来又改成夏天毕业了，小学又多读了半年书，高中改三年，多读了一年，上大学，医科是五年，又多读一年，所以加起来多读了两年半。1983年一中的三年制高中与其它学校的两年制高中竞争，肯定占有便宜。一中又分重点班和普通班，十二个班中前四个是理科重点班，后六个是理科普通班，还有两个文科班。我是高三，二班，重点班，老师也配备得好。那时候确实对学习很感兴趣，自己也不是很聪明，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乐在学生，刨根问底，非要把问题弄明白。最后的阶段，都是在做学校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买来的模拟题。

高考正常发挥，没有超水平发挥，也没有大的失误，感觉题很熟悉，很多考题都被老师猜对了，数学总分120分，我考了116分；化学100分，我考了97分。其它科目也考得不错，总分526分，在新乡市是16名。不知是何原因，理科状元报考了中山医学院，另外几个前几名的同学都不报考北大清华，而是报考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中国科大。老师极力推荐我上清华，我还真问了清华招生老师，他只让我上冷门的汽车制造专业，上不了其它好专业，想想毕业后去汽车制造厂上班，觉得窝心，不去了。就报考了上海同济大学五年制的高分子专业，外语学德语，目的是毕业后去德国。

本已木已成舟，上同济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一次邂逅改变了我的求学轨迹。父亲晚饭后到街上散步，碰上了我小学时的徐校长。徐校长说他的姑娘报考了第一军医大学，虽然分数比我的差些，但他的亲戚在河南省军区当领导，能帮上忙说话，还派了一辆军车带着第一军医大学的招生老师到百泉玩了一圈，事情基本说定了。徐校长建议让我也报考第一军医大学，而且能说得上话，因为是提前录取，即使落榜了，也不影响地方大学的录取。我父亲非常高兴，马上折回家，拉上我和徐校长一起去新乡警备区招待所，拜访招生老师。父亲想买些礼品，徐校长说啥也不用买，最后父亲还是在街边顺手买了一个大西瓜。

到了招待所，我眼前一亮，招生老师是个女的，穿着军装，如此年轻和漂亮，风度迷人（入学后才知道她姓荣，是四川大学核物理系刚毕业的，投笔从戎，是第一军医大学物理教研室的教员，未婚）。荣教员问了我的高考成绩，平时的学习情况，个人爱好，对上军校的看法。当时我的感觉是上军校肯定管的很严，没有自由，所以有些胆怯。因为我成绩比其他报考的考生分数高，荣教员可能觉得录取一个高分的同学，回到一军大会觉得有面子，就劝我报考一军大，有几个好处：第一，家里不用出一分钱，到学校后学校一切都管，大到生活费和军装，小到铅笔盒和橡皮，一律免费，每个月还有津贴；第二，地方医学院多如牛毛，很难分配啊！第三，“在新乡，你是一中毕业的，一中比二中好，二中比三中好，三中比四中好。部队也一样，总共有四个军医大学，咱们是第一军医大学，第一啊！”言外之意，一军大比二、三、四军医大都好。毕业后想回郑州都困难，一般都是分到北京上海广州，最差也是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根本分不到郑州这样的中等城市。荣教员口才很好，说话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很有感召力。再加上她拿出来的一张校园图和一张南方医院的宣传画，校园背靠白云山，蓝天白云，风景如画，南方的棕榈随风飘动，医院高楼大厦，干净漂亮，惠侨楼海纳东南亚患者。顿时间我心潮澎湃，要能上这样的学校，不是抱了铁饭碗，而是金饭碗啊！荣光耀祖，一步登天。报！就这样一拍即合，荣教员，徐校长，我父亲，我，皆大欢喜。徐校长的意思也让我南下广州，让我和他的漂亮姑娘做个伴，好有个照应，人随心愿。

二 军校生涯

八月初，考地方大学的同学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们河南的43名考生到郑州集合，跟着招生老师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求学了。人离开高中校园了，名字，照片，闪闪发光的“第一军医大学”几个字却挂到了学校的荣誉榜上了，特别是在傍晚，荧光灯下，熠熠生辉，这是后来我们班考到清华的宋柯来信提到的。宋柯目前也剑走偏锋，留学美国回来后不作学问了，做起了太合麦田音乐公司的老总，音乐商人，李宇春，老狼，朴树等知名艺人都是他手下的兵。今年3月作为评委。参加卫生部在北京组织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评审，忙里偷闲，再会宋柯，共吃烤鸭，想探究一下娱乐圈的“乱”和“怪”事。作为国内第一的音乐商人，领导流行音乐新潮流者，没有浮躁，心静如水，理性思维，引导前行，这是学者和商人都应具备的优秀品质。

感谢一中的培养，2010年10月新乡市一中70年校庆，校长亲自签名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作为知名校友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校长如此看得起我，我还有啥资格不去呢？一中培养了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以我的母校为荣。高中时代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一段紧张激烈而又甜蜜温馨的回忆，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段美好时光，也许很平凡，但足以让我们一生都难以忘却。

在一军大那五年确实过得不咋样。完成两个转变真难啊！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首先军训一个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广州的太阳也大，经常晒得头蒙；到吃饭时候了，饥饿交迫，还得列队去吃饭，因为红歌唱得不响亮，还得提起精神再唱一遍，因为不唱好不让吃饭。晚上十点熄灯，蚊帐不透气，闷得慌。早晨六点起床，一三五跑操，二四六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所以大学前四年在校园内没睡过懒觉，第五年去珠江医院实习了，还好点，放松点。

周末偶尔到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广州美院会会高中时候的同学，看看他们那个自由和高兴的样子，身穿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不像在军校，教员和男女学员都是穿绿军装，整个校园一片绿，真是羡慕啊！天高任鸟飞！但也看到了他们的寒酸样，口袋空空，半天排不出一文钱。到华南动物园、华南植物园、越秀公园、佛山祖庙游玩，都是我们军校生出的钱，因为我们吃穿不愁，每个月还有几十元不等的军饷，相对富裕些。临毕业时，我们军校生都吃过好几次蛇肉了，他们地方大学的同乡连蛇汤都没闻过。

那时候感觉医学真不好学，虽然有血有肉，但还是觉得很枯燥，抽象的知识理解不了，死板的教条又背不住，觉得没有信心，而且上午很没精神，早晨六点就必须起床，上午很瞌睡，上第四节课时已临近中午，又很饿。特别是学基础课的时候，解剖的钟世镇教授，病生的赵克森教授，还有生化和免疫的一些教授，根本不按课本的内容去讲，而是随便发几张讲义，有时候还是英文讲义，留美教授赵克森最喜欢用英文讲课。经常是一堂课下来，什么都没听懂，要是学不会不就要被淘汰了吗？觉得很害怕，很恐惧。每个年级都有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而得精神病，或者抑郁症的。随我一起来的新乡女生徐某某，和我们区队的区队长高某某都是因为精神问题留级一年，大家都觉得很诧异，我们根本看不出他们有啥精神问题。大队长经常讲有一定的淘汰率，为避免被淘汰，打道回府，又不得不用功学习。有时候也开窍，把那些医学知识都串联起来，用自己擅长的理性思维，琢磨一下其中的医学规律，想弄明白课本上的知识。最后也马马虎虎，医学基础课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分，偶尔也有六十几分的，没有补考的，成绩算是中等偏下吧。医学诊断课结束后，逐渐进入临床课后，那时候开窍多了，不太抽象了，南方医院来的临床医师来讲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风趣幽默，感觉好学了，有兴趣了，一般课程都能考个八九十分。最后毕业留校的平均成绩估计也是中等偏上，不够留校标准。英雄不问出处，不看成绩，大学时全年级有320多人，现在当博士生导师的估计不超过20人，我是其中之一。当然评价人成功的标准还有很多条。现在给那时的一军大定个时髦的名称就是：研究型大学，在当时已经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走在国内前列。只是当时水土不服，我们这些人不适应上研究型大学，还是喜欢中学时的那种照本宣科式的教育。

因为成绩不是很优秀的缘故，留校没有希望了。1988年，毕业前夕，形势紧张，可不是像入学前说的那么好了，郑州都回不去了。入学前招生老师说是因为嫌弃郑州小，学校不会把我们这些人分配到小地方去，至少是武汉一样的大城市，或者北京上海广州。毕业了，却要我们下基层，想不通，郁闷。陈政委召集我们开会，铿锵有力：“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处有我们的子弟兵，保卫着我们的国家。有我们的子弟兵，就要有我们的人民军医，健康卫士。这些军医从哪里来呢？就要从你们中间挑选。要有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海岛，面向基层，面向子弟兵最需要你们的地方。人人都要写志愿书，请战书”，那时候老山前线的零星战斗还没结束。我也有点悟性，真不想去新疆和西藏，想回家乡。路是人走出来的，军校教育我们打仗时一定要灵活，随机应变，适者生存。没办法的办法，只有充分地把这一原则放大，灵活使用到分配上，找人！人大？还是分配制度大？还是人大！制度是人制定的，找对了人，就找到了出路。

真可伶一些北京的考生，当时我们内地考生都是五百多分才能进来的，他们三百八十分就能进来，当时就已经有教育不公平了。他们学习也很吃力，有时候是垫底的，经常有补考的，为了要学位，咋办？去边疆吧，去了就给你。本来不来上学，还是北京户口；上了学，发落到边陲了，从祖国的心脏到守卫边疆，其中的苦涩，谁人能解？

寒窗苦读五年载，离开了广州，羊城，花城，这座美丽的城市。其实自己还是很留恋广州这座城市的，非常现代化，崇尚经济，不问国家大事，生活节奏也不快，早晨喝早茶，晚上喝完茶，夏天喝啤酒，冬天吃狗肉，生活的很惬意。

军校五年大家都平等，战友纯真的友谊，比以后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同学情谊要浓得多。

离开了广州，但自己发表在校报《麒麟之星》的文章：“论军校医学生的得与失”还被后来的学生热烈的讨论，自己暑假去庐山回来后同样发表在校报上的“庐山游记”召唤者更多的学生去追随，自己却花开花落，一走了之。

三 工作篇

大雁飞走，天空什么都没留下。最后的分配到了济南军区总医院，但要去54774部队锻炼一段时间，因为入学前没当过兵，学生兵都要到基层锤炼一段时间。

在基层锻炼期间，卫生科长让我去给军长量血压，我傍晚背着诊疗箱，七点钟到达小招待所。一敲门，没想到军长说，“在门口等着，等看完新闻联播再进来”。门口一站就是半小时，到了给军长量血压的时候，军长躺到床上，一句话不说，连用眼神都不瞟你一下，自己感到就是一个御医，伺候人的差事。出了门非常生气，自言自语，老子叫崔正军，从名字上看，也是正军级干部，和你一个级别。只不过姓不好，姓崔，“吹出来的正军级干部”。联想到父亲当时让我上军校，可能也希望我一路高升，能升到正军级干部，名能符实。老外也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1989年应该回济南军区总医院了。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像广州的天气，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即可，倾盆大雨，雷电交加，像猴脸，说变就变。89年64学生运动，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有良心的大学生，心地善良，和那些营长连长排长都混熟了，诚心劝说他们，到北京后把好枪，老年人不要打，小孩不要打，大学生不要打，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做到了吗？听他们回来说，非常的血腥，无语。后来我到国外研修，那些视频都能找到。

64事件结束后，我准备回济南，军区卫生部长问我是乐意到军区卫生部当助理员，还是到济总当军医。我选择了到济南军区总医院当医生。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选择当个助理员，现在也可能当上了某个驻军医院的院长了，人生就是下棋，总是在选择下一步棋咋走，没有固定的轨迹。在济总，开始在心外科，消化科等科室轮转，到定专业的时候，很想去泌尿外科，手术简单好学。没想到医教部领导说，要干外科，只能去烧伤整形科。因为当时技术落后，烧伤科臭哄哄的，灯泡烤架，遇到大面积烧伤，一换药就是半天，全身湿透，筋疲力尽，没人愿意干。当时认为：外科是内科加把刀，外科就是比内科大夫高，一心只想干外科，不想干内科，所以只有干烧伤整形科了。

那时候医疗纠纷少，老师很放手，因为老师也想歇会，所以进步很快。科室总共有七名医生，主任是苑正太，主任医师。王标，马继任，陈明福三名主治医师，辛乃军，李江，我三名住院医师。我跟着王标。大小手术都是我们两个人搭档，特别大的手术，或者熟人手术，苑主任也上台。换药，当助手，和写病历都是我的事，很辛苦，主治医师就是主刀。幻想着那一天也当了主治医师该多好啊！那时候大家都是应付临床工作，不搞科研，不申报课题，很少写论文。时间长了，自我觉得知识不够用，想再深造，就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科何清廉教授的研究生。因为科室人手少，工作太忙，复习时间少，差几分没考上，心情难免沮丧。后来同行打趣：上海国际大都市，又是整形，那能好考吗？西安地处西北，考生少，好考，烧伤是冷门专业，更好考。

四 深造篇

1994年居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陈璧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别人称陈璧教授是马列主义老太太，为人正直，不辞辛劳，忘我工作，而且对学生也言传身教，给任务，压担子，研究生的日子确实过得不轻松。因为她和其他老师的传帮带，悉心指导，自己从临床到理论都收获不小，烧伤整形水平明显提高，复合皮的课题也做的非常好。陈璧教授风趣地说：你的毕业论文够博士水平了，但也只能给硕士学位，因为我是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时报考她的博士生，因为英语差三分，学校有规定，要自己掏三万元自费上博士。陈教授又风趣地说，一分一万啊，上不上？因为那时候媳妇也在上学，没有收入，还有孩子，一个人的军饷三个人花销，如果风平浪静，生活还能前行；遇有风吹草动，拮据立即出现。经济确实困难，只有放弃。看看电视连续剧，解放前国民党的军官真是让人羡慕，一个连级军官养家糊口，根本不成问题。

                                                                                  五 叶落归根

因为是河南人，不想再回济南军区总医院了。在济南待过几年，同乡少，同学少，亲戚少，朋友少，时常觉得有些孤独，人在他乡为异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医生就要到熟人多的地方去，找你的病人多了，你才有价值，名医也怕巷子深啊！何况那时还是个小医生。

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到郑州解放军153中心医院，济南军区的第二大医院。因为该院没有烧伤科，就在全军显微外科工作。后来成立了烧伤整形科，就到烧伤整形科工作。因为地处西郊，怎么努力，病人也不多，效益也很差。而且153医院在当地的名声也不好，“153不敢沾，一沾就是四五千”，这句话在病人中广为流传。于是想到英国牛津大学丘吉尔医院研修，军区迟迟不批准，未果，沮丧。

2009年裁军三十万，提出转业，没找人，没批准。再干一年，2010年找找人，批准了。由于得到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陈言汤老师的器重，他有意来让我把烧伤专业搞起来。最后转业到了该科室。吃水不忘挖井人，尊敬老师，团结同行，辛勤工作，不计得失，与大家和睦相处。同时整形手术的技术也提高不少。2012年春天，一次偶然的场合，我和骨科医生王卫东搭台，一起手术，他已经报考了华西博士，建议我也报考，一块做个伴。我说好，复习时间很少了，赶快找了些书籍复习了一下。也许是运气好吧，或者工作时间长了，考的成绩就是比那些刚毕业的硕士生好，又是第一名，结果不用掏钱，考上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烧伤整形科岑瑛教授的博士生。

六 博士梦的实现

山外有山，高手如云。华西医院病人真是多啊，岑瑛老师是个非常和气的人，容易接触，知识渊博，接受新知识快，有很多先进的理念，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做“牛津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啊”，言外之意，读书不能太机械了，读死书不行，要活学活用，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烧伤理论博大精深，烧伤手术简单易做；整形理论言简意赅，整形手术技巧颇多。在岑瑛老师的带教下，烧伤理论和整形手术都提高不少，特别是在当住院总医师的那半年里，天天都在病房值班，特别锤炼人，和大家的关系都处的很好，四川人性格热情豪放，连平时的老百姓，问个路，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不像上海马路边的问事处，问个路还要掏一元钱。

由于以前做过科研，博士课题做的游刃有余。毕业后老板岑瑛还经常向她的弟子说，写毕业论文要以崔正军的为模板；给其他的教授又说：“其他教授的博士至少读三年，我的大弟子崔正军读两年就毕业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毕业后老板建议读组织工程863科学家，《中国修复与重建外科杂志》主编，骨科教授杨志明的博士后，由于要养家户口，谢绝了老板的好意，所以就回到了原先的科室。

七 业精于勤和专

2004年6月份博士毕业，经不起诱惑，作为特邀专家到北京东南整形美容医院工作一月余，倾力打造人造美女和三维美女，深受老板的高看。因为民营医院炒作概念，赚钱为本，大部分医生层次很低，劳动纪律也很严，自己不是很喜欢那个环境，9月份要回到原单位上班，老板再三挽留，并许诺优惠条件。但我感觉还是不适应那个环境，就是挣钱，没有学术地位。偶尔打个短工还可以，长期在那工作不可以，不是因为钱的事，而是感觉自己没学术地位，不自由，这也可能是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吧。另外自己有单位，如果没有单位，就另当别论了，也会在民营医院踏踏实实的工作，或者自己当个老板。因为是松散的合作，所以关系搞得很好，互相利用，我穿博士服的巨幅照片，制作的和毛主席像那么大，挂在他们的一楼大厅，招揽求美者。

2004年9月份又回到了老科室，开始独立带组，这是河医的传统，手下带个进修生或者研究生，勇闯难关，一切风险都有自己来承担。一是因为那时年轻，胆量大，二是门诊时间点不好，每周两个下午坐门诊，病人总数不多，轻病人少，重病人不收不行。所以科室的重病人，疑难杂症半数以上都在我管辖的病床上。只有硬着头皮干，看书，看杂志，看手术录像，亲自带病人去找人会诊，请教省内外的老师，所以进步很快，在医院树立了一定的美誉。病人慢慢的多起来了，搞得自己很辛苦。

河医有些人把钱看得很重，不愿出去进修，生怕耽误了挣钱，弄不清磨刀和砍柴的关系。我的观念不一样，干一段时间就要出去转转。2007年我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北京整形外科医院研修，那里的整形专业分的很细，很深入，人都有专长，专而深，所以病人很多，学术地位很高。我师从南三科（面颈部外科）王佳琦主任。因为来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一点就会，一看就通，半年的临床学习，收获颇丰，除皱，眼睛，鼻子手术，上睑下垂等面部手术和王佳奇主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和进修前的自己相比，已经有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通过这次进修，确实开阔一下视野,在这以前都是从专科期刊杂志上和专业书籍上学习或者是开国内国际学术会上捕捉一些更专业的整形美容学术动态,这次是零距离接触过去在杂志上所崇拜的大师们,收获勿庸置疑。

进修回来，学以致用，用心体会，不断琢磨，慢慢地在省内美容界有了一定的名气，一些省内美容机构，不慎把手术做坏了，也来登门拜访，诚心讨教。本着天下整形医生是一家人的理念，也倾力相助，有时候也感觉到风险很大，帮了他们，风险却转嫁到了我这，我也是很难的。矛盾的心理：帮不帮？看具体情况而定。

八 出国篇

大学时候我就是个“出国迷”，由于身穿军装，没有自由，也就断了这个念头。2008年下半年卫生厅组织5451工程，公派出国。由于久经考场，考试难不倒，2009年就到了韩国高丽大学九老医院整形美容科研修。韩国虽小，却是整形美容强国，特别是像高丽大学这样的名校，特别讲究学术，手术要做成精品，美容手术要达到自然的美，持久的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他人不知。韩国老师确实做到了。我只是说我的老师韩成奎教授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韩国整形美容医生都是这样的，也是偶尔有并发症的出现。因为学术是不分国籍的，学术交流就像华山论剑，基本上要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才会彼此尊重，互有乐趣，成为跨国朋友。因为当时是以教授身份去的，韩国年轻医生也给我鞠躬，搞得自己反而不好意思，韩国的等级制度很严。

因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体制，后来我的三名研究生分别到韩国研修，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韩方对此非常满意。

高丽大学在韩国排名第二位，九老医院是他的的附属医院之一，1000张床位。拥有教授、副教授、博士三百多人，许多的医生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多数医生能用英语交流。科室齐全，设备一流，大多数的医疗设备均从美国和德国进口。是韩国的一家著名的医院。由于在医学院的专业阶段，所有的教材是用英语或英语与韩语的混合教材，因此，所有的医生的专业英语都很好，平常病历记录的专业名词都用英语。所有的护士也在使用英语的专业名词，但多数的护士无法用英语进行口语交流。

韩国的手术设备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国家相比拟。整形科的手术设备也令我刮目相看，一台蔡司的手术显微镜价值80余万元、一台STRYKER的电动器械四五十万元、一台德国产的电刀三十余万元、一应手术器械都是进口的，单单各种手术用的缝线就几十种，从大到小一应俱全，可想而知，整个科室的运营成本也是相当高的。无怪乎他们的手术费用在我看来是到了天价的地步：一台双眼皮手术二千多美金、一台隆乳术手术费二千美多（不包括全麻和假体的费用）、一台颧骨折内固定术光材料费就要一千多美金（生物可吸收固定板和镙钉）、一台手术的全麻费用约一千美金…。

韩国有许多私人医院和私人医生，其中奥妙之一就是：整形的费用不在医保之内，各地的医生可根据需求，价格自己浮动。这也是私人医院的医生工资高的缘故之一，与国内相似。

在国内，除少数私人医院的质量较好外，绝大多数的私人医院的医疗技术、设备等与大型公立医院不能同日而语，生存都相当的困难，他们采用的办法一个就是大量的广告，甚至有些是欺骗性的广告；其二则是蒙，在价格、材料、药品、检验、医疗等等方面进行坑蒙拐骗，以至于私人医院在国内成了欺诈的代名词，至于好的医院在国内也有，但属于凤毛麟角之类。所以民营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转变观念，树立诚信的理念，而且要有大牌专家来支撑局面。

2009年国内美容市场已经变成了民营医院唱主角，民营美容医院更重视人才，以人为本，求贤若渴，苏州美莱医院老板三顾茅庐，亲自到郑州诚邀我加盟该院中方院长。该老板不是个大老粗，说话很有逻辑性，层层分析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优缺点，说的很有道理，也很诚恳，条件也是很优厚的，当时也有心然怦动，辞职后孔雀东南飞的念头。回家后一商量，全家人都不同意。四十多的男人，就像中国悠久的历史，因为悠久，才有厚重感，包袱很重，所以瞻前顾后，跑得很慢。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无所顾忌，轻装上阵，敢打敢冲，快速发展。此时的我，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感压身，想飞飞不动。只有爽约了。

另外也有从教授变成打工者的感觉，投身私立医院可以挣多得多的钱这不假，然而，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的技术只能是做一些小手术，无法在高难度手术上有所新的提高和突破，同时，在学术的地位上，就将失去了其原有的位置。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想在技术上能做更大难度的突破…。中国的医疗整形事业的发展，有多大的程度上会步韩国的后尘。中国的整形业目前处在一种鱼龙并存、泥沙俱下的状态，怎一个“乱”字了得，相信它的明天还是会走向规范和健康的发展方向。用一个很简单的社会现象作比喻：唱通俗歌曲的比唱美声的挣得多。我并不是指唱流行歌曲或通俗歌曲的人水平就怎么低，而是曲高和寡，只有平民百姓都能唱的歌曲才能让他们去掏口袋去疯狂，因此，有些歌唱演员转轨也就是一个道理了。我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将来肯定会挣大钱的。

九 另辟蹊径，转战烧伤

       高校和医院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由于增多粥少，岗位少，很多教授干了很多年，某个一职半官也是很困难的。老天是公平的，机会偏向有准备的人，2009年9月份，医院做强先做大，专业要细化，就分出了烧伤与修复重建外科。

开门后前三脚难踢，人员，场地，宣传等等，困难重重，时常就把自己比喻成卖皮鞋的，今天卖了十双皮鞋，很高兴；明天下雨下雪了，天气不好，可能一双皮鞋也卖不出，所有有巨大的压力，医院领导，同行，科室的医护人员都看着我咋办。真不行了，关门了，他们可以撤到其他科室，我可没有地方撤啊！开弓没有回头箭！扬长避短，利用河医这棵大树，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积极性，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科室不但生存了，而且发展也很快，得到的医院和外界的认可。这也可能是运气好的缘故吧，就像放风筝，在平地上就放不起来，在河医这个高的山头上，借助东风，一放就起来了。

当然，烧伤科成立的时间还很短，与省内许多医院烧伤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放下身子，团结同道，共同发展，众人拾柴火燃高。

经历了风风雨雨，有成功，也有沮丧。目前的心态是，已没有当年的豪情壮志了，心态趋于平和，已不再“视病人为亲人”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之间就是医患关系，认真看病，同时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加强沟通，防止医疗纠纷的出现。已不再“爱院如家“了，河医有些排外，我2000年进河医，因为我本硕博都不是在河医读的，时常觉得自己是外来人，那时候医院里外校毕业的医生很少，都是河医近交系，或者封闭群。没有同学，熟人也少，来河医的前几年很苦难，朋友少，办事就难。不是外来人不行，而是办成一件事，要比河医人用的劲更大，是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的关系。现在好多了，院长高瞻远瞩，尽量要外校的和名校的研究生，要杂交，要来自五湖四海，学风互补，百家争鸣。医院只是我工作的场合，是我为病人服务的舞台，我要利用这个舞台，把多年辛苦学习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服务于病人，病治好了，当然会很高兴了，但也有疗效不满意的时候，难免沮丧。已不再视“医学为神圣的事业”了，医学博大精深，奥妙无穷，自己不是科学家。如果当成事业，觉得自己不够格，自己太渺小，能力太有限；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更恰当些，爱岗敬业，在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认真在为病人服务的时候，也是我上敬父母，下育孩子，养家户口，赖以生存的一种职业，在这个意义上，和我们医院的临时工都是一样的。

十 从医感受

    我们这个行业，卖力卖命卖青春，用微笑汗水，献爱与健康，倾

心相救，从无金刚护身，神灵庇佑。治好了，谢天谢地谢病人；治不好，挨打挨骂挨菜刀。用无日无夜无休假，挨得人间一片骂。终归血泪咽下肚，随风皆散去。病人愈后健康走，不复念医生。看在曾护你老幼平安，能否值得些人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