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多现象面面观--戴政委的讲话

发布范围：校内 2011-04-11 21:48  政治部   (点击： 3477)

??在总后机关正团职干部晋职班授课提纲西京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董茂龙

（二?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戴  旭  光

 

根据“晋职班”教学计划和总后机关领导指示，今天由我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认识和克服“五多”问题。接受任务后，心中不免有些忐忑。首先，“五多”是个老话题，著述评点很多，难免落入俗套；其次，“五多”现象近年有所缓解，总后机关不算突出，难免纸上谈兵；再者，“五多”主要是首长对机关的批评、基层对高层的批评、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具体单位的同志难免突兀离谱；最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已离开总后机关十年，时过境迁，难免管中窥豹。好在苏林波同志给了我一个定位：“你曾是‘五多’制造者，也是‘五多’受害者，这个角色最有发言权。”恭敬不如从命，以下发言内容，请晋职班各位高参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五多”及其新表现

为了研究“多”，不妨先看看“少”的事例：七大是我党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丰碑式会议，开幕词和闭幕词两个重要文件加起来3039字；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只下发一份指示和一份通知，合起来700字；三大战役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中央和军委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挥师百万，决胜千里，作战指挥都是很短电文：《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两份共1605字，《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773字，《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792字；毛主席的“老三篇”加起来共3167字；1948年党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是一份里程碑式决定，仅有548个字……然而，进入和平时期，文风逐渐变了。

作为总部机关干部，大家都是办文办会的行家高手。文字多与少，不能体现水平但却反映文风，不是唯一标准却是重要尺度。文字太长，写的人绞尽脑汁，念的人口干舌燥，听的人神游四方，看的人味如嚼蜡。长篇大论、汗牛充栋，仅是“五多”之冰山一角。那种会议接二连三，文电连篇累牍，工作组相互撞车，检查考核多如牛毛，工作任务压茬重叠等现象，依然是“顽疾”难除。

那么，何谓“五多”呢？追根溯源，版权还在毛主席老人家那里。 1953年3月19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叫《解决“五多”问题》，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五多”的突出问题。1960年3月30日，他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一文中更进一步批评了领导机关“五多五少”现象，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毛主席说的“五多”至今仍未过时，如“积极分子兼职多”就很普遍，我校一些同志学术兼职少则三五个，多则十几、几十个，有的已超过100个，若要印名片差不多要用A3型纸张，否则写不下。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五多”表现也不尽相同，说法多种多样，大致包括大型活动多、各种会议多、检查评比多、任务不明确的工作组多、应酬多、迎来送往多，等等。但在较长时期内，人们常说的机关“五多”，一般指“会议多、文电多、工作组多、检查评比多、上层活动多”这几条。有人为“五多”画过像，不乏批评讽刺之语。如说会议多，三天五天不嫌少、两三小时不厌短，机关忙材料，领导忙陪会，会场上进进出出、交头接耳，有的“阿弥陀佛”拜起菩萨，有的心猿意马如坐针毡；如说文电多，传达指示照抄照转，布置工作反复发文，上下一般粗，里外一个样，“花见花谢，人见人烦”；如说工作组多，条条块块各干各的，前脚刚走后脚就来，基层忙于迎来送往、汇报接待、“鞍前马后”；如说检查评比多，三天一小检，五天一大检，每月一小评，每季一大评，每年一总评，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如说上层活动多，领导东奔西走、南突北进，疲于上下赶场，苦于内外应付等。

现在的突出问题在于，“五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新形势下的“五多”，又有许多新的表现。

一是形式变化多。总的看，集中开的会议少了，但电视电话会议多了；红头文件少了，但领导讲话多了；密码电报少了，传真和文字式“电话通知”多了；首长率领的工作组少了，机关部门的工作组多了；大规模检查评比少了，网上评比、网上竞赛多了；上层活动少了，但贯彻会议、学习讲话的要求多了。有些基层单位月均接到上级电话指示200多次，有人戏称“五多”是孙猴子有“七十二变”。

二是层层加码多。对上级精神高度重视，唯恐有不恭不敬之嫌，于是出现了会议套会议、文件套文件、检查套检查、评比套评比、活动套活动等现象，出现了“贯彻××会议的会议的会议”、“落实××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等等现象，越往下层次越多、负担愈重。以我校为例，2008年度接收上级文件1074号，本级发文1186号；2009年度收文1298号，发文1208号；2010年度收文1500号，发文1387号，日均收发文件都在6号以上，还不包括机关各部处未登记的和内部刊物。

三是衍生产品多。“五多”本身是一方面，由此衍生出来的“多”，往往更可怕。会议多，接待就多、陪同就多、讲话也就多；文电多，“秀才”们加班就多，领导阅文、机关办文的精力耗费就多；工作组多，迎来送往就多，准备汇报、迎接视察项目就多；检查评比多，敷衍检查、应付评比就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就多；上层活动多，派生出的附产品就更多，无形中所“多”之处往往呈几何级数递增。如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技干部无疑是正确的，但各级各部门争先恐后“重视”，你奖励什么“人才”，我就表彰什么“学者”；你授什么“杯”，我就评什么“星”；你发什么“奖金”，我就给什么“津贴”；你立什么“项目”，我就搞什么“工程”，至于标准条件，颠来倒去还那几条，SCI篇数、IF分数、基金钱数、成果等数，结果推来选去、测来评去，“披红戴花”，“大小通吃”还是那么几个人，“春雨贵如油，只往几家流”，有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蜻蜓”压得喘不过气来。

四是繁文缛节多。许多事文件没写，会上没说，也没有明文规定，但却不能违背，因为有“潜规则”、“暗台词”等等制约。如迎来送往、衣食住行、鲜花水果、横幅标语、会场排座、照相摄像等，首长看似平常，机关却煞费苦心，表面风平浪静，背后却波涛汹涌，有时反复审定“应急预案”，常常“挑灯夜战”，唯恐“威虎山”排错座次，细微处出现闪失，连日的千番烦恼、万般辛苦化作东流之水。

五是老调重弹多。工作缺乏创新，往往老生常谈，“年年岁岁花相似”没关系，“年年岁岁人不同”就行了。有的闭门造车做出来的东西看似有模有样、流光溢彩，实则浮在空中，不沾地气、缺少灵气、毫无底气、没有人气。

六是紧急要求多。和平时期机关工作有着自身的规律，部队特别是院校的运转也有相对稳定的节奏，但有的工作指导缺乏预先谋划、统筹协调、通盘考虑，下了“文件”又发“通知”，下了“补充意见”又打“要求电话”。有时下午发通知，明早就要报结果；有些平常工作，也逼下面双休日开会布置，正应了我的老家一句民谚：小孩当家乱慌忙。

七是空招虚式多。寓言家拉?封丹有个《大山临盆》的故事，说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的却是一只小耗子！有的发文件、写材料、下任务、搞评比，唯恐下面不重视，喜欢玩“水上飘”、打“劈空拳”、耍“狮子吼”，有些活动雷声大雨点小，重大意义一套一套，落实起来无影无踪。有的分析问题“雾里看花”，查找症结“蜻蜓点水”，所提措施“不痛不痒”，事后总结“水中捞月”，脱离实际，不着边际。有的基层干部一天参加7个会，可谓“两眼一睁，开到熄灯”，连传达的空儿都没有，何谈贯彻。

八是捆绑施药多。一人得病众人吃药，一家有错百家整改，曰之为“预防”、“警示”。我们知道，每每掉了飞机、碰了车辆、丢了武器、泄了秘密、伤了人员、出了问题，不管天南地北、各类单位，文件一样学、教育一样搞、检查一样做、措施一样订，即便“病非其症”也要涵盖全员，就算“身心健康”也不能“置身度外”，反正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九是穿靴戴帽多。发文件、作指示唯恐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生怕有违“保持一致”、不讲政治，于是头上要戴重重的“高帽子”，脚上要踩厚厚的“大靴子”。大官管小事，小官说大话，到了基层，文件讲话也要成套成套地抄，什么“高举××××旗帜”，坚持以××××指导，认真贯彻××××指示，讲贯彻××会议精神，还要加上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例会精神，还要加上××专业会议精神，等等。高层领导、高级机关的文电指示事关全局、涉及方向，讲讲非常必要，下面同志身居基层，主要是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也搞那些“咬掉八层皮还见不到馅”的事，就不合适了。

十是亲近疏远多。爱哭的孩子多吃奶。离领导和机关近的单位，往往去得勤、查得频、看得细、抓得紧，情况了解多，关照体贴、给钱给物甚至干部使用也就多；对离得远的单位则不同，因为首长机关工作忙、时间紧，常常“遥控指挥”、“文电查岗”，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就很少过问，去得少难免知情少，见得少难免感情淡，不了解困难需求政策倾斜自然不足、“知人”不够自然难以“善任”。

凡此种种。过去人们批评“五多”，说这些东西多了，“主官忙陪同、机关忙材料、基层忙应付”，又说“领导很忙、机关很累、基层很苦”等，有些言过其实，但“五多”的危害却是不容忽视的。

影响效率。历史表明，靠“五多”落实工作是不现实的，领导机关常常事与愿违。你开会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发文电他如“春风过驴耳”，你下去检查他“应付差事”，你评比先进他来个“轮番坐庄”，看似很热闹，回头来山河依旧，工作更谈不上创新和作为了。

败坏风气。“文来文去”空对空，“会来会去”走过场，“查来查去”摆样子，表态作秀，华而不实，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有的脱离基层在机关转，脱离末端在高层转，脱离中心在外围转，下面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学者洛伦兹曾讲到，“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能在太平洋掀起一股飓风”。机关“五多”也有“蝴蝶效应”，直接影响思想作风，又连带学风、会风、教风、医风、研风、考风等建设，危害整体风气。

损害形象。“五多”问题突出时，基层是有怨气的，又敢怒而不敢言，但机关却“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也有明智的同志力图纠正，却往往“有心图治无力回天”。三年前赴川抗震救灾时，我们的医疗队在最危险的地方驻守了两个多月，开始时余震频发，道路毁损，无水无电无通信，到处是滚石、塌方、泥石流，我们像“独立大队”一样在奋力救人，后来有了指挥时，文电却又多又滞后。5月29日，“前指”接到责任区“命令”，全文是：“第四军医大学，接上级通知，你校7支医疗队主要负责地方救治伤员任务。”我以为搞错了，让机关同志核实，结果是一字不差。那时，我们已进灾区驻防16天，医疗队任务也由救治伤员转向卫生防疫和心理救援。人都救完了，才明确我们的救人任务。面对这个迟到的“命令”我无奈一笑，在批示栏里写了两个字“哈哈”，又加了一个“感叹号”，此外还能批什么呢？

迟滞发展。2009年起，全国党政系统开展的检查评比清理活动，共清理各类“项目”75589个，撤销73726个，撤销率达到97.54%，其中地市级所有“项目”全部被撤销。据统计，清理后每年可节约资金约26.5亿元，如不清理势必劳民伤财。我们自我解剖一下，2008年到2010年，长乐大礼堂大型校内活动299次，年均100次，中型会场677次，年均226次，相当部分为指令性活动和精品活动。从另一个角度统计，学校本级安排、需要校领导参与的大项活动，2008年为107次，2009年为183次，2010年为207次！后两年的“五多”我负主要责任，作为政委把关不严啊！常年的“五加二”、“白加黑”有违《劳动法》，更不符合“以人为本”要求。2000人的会议一次2小时，会前要拟稿，会上要记录，会后要整理，还要上网登报让人看，浪费多少时间！有同志毛算一下，你在礼堂讲上一小时，网上点击4000次，相当于占用了一个人整整四年工作时间！如果这个讲话言之无物、哗众取宠，主要是自我表扬，危害就更大了！我们记得，鲁迅先生曾痛心地谴责道：“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

二、“五多”根源浅析

近年来，各级治理“五多”的决心大、力度强、招数多，效果不能说没有但还不够明显。

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如何看待的问题。作为曾经的“五多”制造者，我首先要做点“辩护”，我认为“五多”长期存在是有其客观性的。形势的复杂性、任务的多样性、要求的及时性等，无疑是重要原因。一般而言，机关层次越高，职能就越多，分工就越细。即使每一个部门每年只开一个会、只发一个文电，每一位高参每年只出一个点子，累积到基层，这“多”那“多”也就成了“自然”。总后是全军后勤工作领导机关，直属部队担负着战略后勤保障重任，涵盖350多个专业。特别是近年来，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不断深化和拓展，非战争军事行动不断增多，部队保障任务和基层业务工作持续增加，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机关加强领导和指导，会议文电、检查评比、大项活动等有所增加实属难免。据2009年总后某部门调研，依据军事训练大纲、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业务工作条例、党团活动规定等作了一个统计，基层营连若要将当年的各项明文规定全部落到实处，需要462天的时间！

其实，“多”与“少”并非评价机关优劣的标准。有时“多”未必坏、“少”未必好。长征途中，在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前有阻截、后有追击的情形下，我党相继在遵义、毛儿盖等地召开重要会议，有时甚至在泥泞草地和担架上召开，但没人“嫌多”，因为这些会议在关键时刻指明了我军前进的方向；解放战争时，毛主席建立党委请示报告制度，通过文电指挥三大战役，东野指挥所办公桌上，延安总部来电厚厚一摞，但没人“嫌多”，因为这是我军取胜的决定性法宝；朝鲜战争时，40%的军机关干部、50%的师机关干部、60%的团机关干部下连队，仅1952年下半年五个月中，全军下连帮助检查的共1057人次，占用10409天，但没人“嫌多”，因为这是“面向战争，面向连队”的需要；建国初期，中央派出大量工作组深入乡村、厂矿、学校一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亲自撰写调研报告，但没人“嫌多”，因为这些工作组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密切了党群血肉联系；同样，近年来部队延续“阶段性主题教育”做法，相继开展了“三讲”和“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等，也没人“嫌多”，因为这些活动结合部队实际，铸牢了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思想根基。因此，凡对部队、对基层有益的、管用的，多点未必不好。部队最讨厌的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会议文电，最头疼的是动辄索要文字材料、统计数据特别是“限时贯彻”的命令，以及毫无功效的“重复劳作”。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公认的“演讲高手”，可再好的演讲“多”了，也有人打瞌睡，去年6月他在密歇根州一所中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时，就是一例。今年2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葡萄牙外长路易斯?阿马多讲完之后，印度外长克里希纳接着发言，念了整整五分钟，大家一听不对啊，怎么跟阿马多念的一模一样？大会主席赶紧制止发言，原来克里希纳把阿马多遗忘在台上的稿子当成自己的了。

那么，“五多”的根源在哪里？我党我军历史上，对此论述浩繁、分析很多，可谓见仁见智。从领袖人物到专家学者，从高级领导到基层干部，给“五多”画了不少像，也扣了不少“帽子”，以“主义”来计算，至少有“十顶大帽”，如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文牍主义、经验主义、事务主义、机会主义，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一个主义，即官僚主义！

这里我们集中分析一下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一词古指衙署办事的官吏。《国语?鲁语下》中有“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之语，唐朝戴叔伦《送谢夷甫宰馀姚县》诗中有“邑中残老小，乱后少官僚”之句。后来，“官僚”常用作贬义，指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相比之下“官僚主义”一词出现较晚，最早为西方转译过来，意思所指是非常清晰的。

与西方封建贵族不同，古代中国通过八股取士，如李世民所言“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也”，确保了官僚群体的优秀性，但却给官僚制度浸染了功利色彩。宋真宗赵恒曾作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字里行间劝诱天下士人才子，只有读书考取功名才是出路。在“官本位”价值取向下，封建官场的糟粕就成为必然了，用“官僚主义”概括再贴切不过。毛主席曾用前人描写泥菩萨的谜语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的确传神之至、入木三分。

“官僚主义”虽然抽象，但其表现随处可见。“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文长字多”、“官话套话”也是“通病”。明太祖朱元璋的刑部侍郎茹太素很有学问，就是喜欢“文必过万”。有次他上奏提了五条建议，17000字念了6000多还没切入主题，龙椅上的朱元璋听得是腰酸背疼，实在气急不过，令侍卫将其拉出去“领赏”四十大板。当晚朱元璋又读奏折，在最后位置处才发现建议真的不错，至少有四条可用，不由感叹：“五百字就能写完的奏折，何必要上万言书呢！”

茹太素挨了板子，官僚习气“依旧”流传，八股之风至少近一个世纪还在流传，至今仍“若隐若现”，机关事务中的“五多”就是突出表现。毛主席在《解决“五多”问题》一文中，曾深刻总结了区、乡“五多”问题的原因，指出“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毛主席的看法非常准确，切中要害。“五多”根子就是“官僚主义”，我们不妨做些解剖。经我们初步分析，官僚主义从表现上看大致可分为十种类型。

（一）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我国历史上的“官民比”，西汉时为1：7945，唐代为1：3927，现在正式公布的是1：197，也有一说为1：21。红军时期，总政治部总共8人。延安时期，毛主席就采纳李鼎铭先生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建国以来，我军先后10次裁军，总员额从550万精简到现在的230万，各级机关部门也经历了臃肿?精简?再臃肿?再精简的过程，总体来说现在的摊子仍然偏大，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克服。

（二）眼睛向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这是脱离群众的表现，现在有的同志忘了“权为民所赋、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也在唯上唯书不唯民，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立起来，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郑州市的一句“雷语”：“你究竟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此言出自该市一副局长逯军之口，当时他用这句话反驳记者。

（三）淡化宗旨、偏离使命的官僚主义。有的成天忙于文字游戏，制造官场垃圾，沉湎事务不问方向，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迷信所谓科学无国界、爱心无国界、人权无国界等“普世价值”，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无兵气、话无军味，浑然不知百年落后挨打的家恨国耻，浑然不觉强敌已对我形成“C形包围”，浑然不晓错误政治思潮对我频频进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四）固步自封、目光短浅的官僚主义。十九世纪初，法国拿破仑在反法联盟大军压城之际，仍下令保护学校师生“这只下金蛋的母鸡”，是有远见的。我们有的同志不懂科学规律，头脑容易被条条框框束缚，甘当“井底之蛙”，愿做“裹脚老太”，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揠苗助长。有的视衙门习气为“官道”，把“五多”当作“政绩”，助长了“会议数量反映重视程度，会议规模代表决心大小”、“不开会显示不了工作，开小会显示不了能力”等官僚风气。

（五）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的官僚主义。有的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为官之术，埋头日常事务，无所作为。有的看似爱岗敬业、忙忙碌碌，实则不思进取，毫无创新，成为制造“五多”的“孵化器”。

（六）好大喜功、装腔作势的官僚主义。有的喜欢摆官架子、耍官威、抖官气，喜欢“上下共振”、“前呼后拥”，不惜劳民伤财。开会场面越大越好，演讲群众越多越好，活动规格越高越好，哗众取宠，卖弄风骚。下基层时“小车一条龙、陪同一大帮”，在一个大院也要耍耍威风，实际却是了解情况囿于表面，解决问题限于表层，扑不下身，踩不到底，摸不到边。

（七）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武则天时有个大臣叫苏味道，绰号叫“苏模棱”，为官之术就是“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遭咎谴，不如模棱而持两端也”。我们有的同志也深得其髓，见好处就上，见名利就争，见危险就逃，见责任就避。本是自己的份内之事，也要“打太极”，“踢皮球”，“放烟雾弹”，“摆八卦阵”，活得比泥鳅还“溜滑”。

（八）自私自利、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有的同志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个人成功归结为“自我奋斗”，把人生道路看做是捞取名利的“竞技场”，一门心思往上钻、多捞钱，始终挣不脱“名利”二字。有的做工作只考虑“视觉冲击力”，而不管基层“实际承受力”，只想着“亮点”频出，而不管基层忙乱，习惯“一竿子捅到底”，使基层疲于应付。

（九）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官僚主义。有的摆不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找不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自恃高明，天马行空，作风霸道，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对上级决策指示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就采取消极态度甚至阳奉阴违。听不进群众意见，不顾及同事批评，以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别人提点意见就视为对己不恭，甚至打击报复。

（十）弄虚作假、谎报浮夸的官僚主义。封建时代常有官员奏报朝廷，发现辖内有祥瑞征兆，如九穗神谷、千年灵芝之类。大跃进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超级卫星”，“亩产数十万斤”等浮夸之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有的同志也喜欢夸大政绩，文过饰非，讲成绩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甚至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说问题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甚至瞒天过海，有了好事都是自己功劳，出了问题巧言令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了粉饰太平、讨好上面，煞费苦心欺骗领导。领导视察时，走哪条路，见什么人，抱哪个小孩，群众说什么话都要精心策划导演。当年胡耀邦同志在任时，决心跑遍全国所有的县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2000多个县，有1600多个留下他的足迹。去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温家宝同志的《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耀邦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作风的推崇。

三、构建克服“五多”新机制

半个世纪前的1960年，毛主席就曾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1992年小平南巡时曾批评道：“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200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再次号召“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2005年底胡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军委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措施”，“在改进学风、会风、文风，减少会议、活动、文电等方面下更大功夫”，他还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五多”问题就像管理学家德鲁克所形容的那样，已经变成了我们“需要与之斗智的‘敌人’”。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习气”，党中央连续领导了整风、整党、“三反”、“新三反”、“五反”以及克服“五多”等一系列运动，对包括“五多”在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坚决斗争，不断取得重大成效，但这一“顽疾”至今仍未根除。

我们认为，“五多”绝非“不治之症”，治疗的要素很多。包括患者要有积极态度，不能讳疾忌医，要强化职能意识，加快建章立制，提高统筹能力，但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起科学的机制，用可以自动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机关服务的顺畅有效。这里，我们试着开一个克服“五多”的“处方”，列出十个机制供大家参考。

（一）工作指导计划机制。高级机关肩负重任，指导部队的方法包括理论指导、政策指导、计划指导、典型指导、分类指导、具体指导等多种多样，其中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五多”大都由随意性、随机性产生。如年度工作的指导，要对必须召开的会议、举办的大项活动、工作组的组派等统筹兼顾，科学计划，精细安排，防止随意性。在拟定计划前，机关同志要认真想一想：有些动议符不符合实际，哪些项目可以取消，哪些检查能够合并，哪些事情能用更简便方法予以替代？经过这样一番审视，“五多”就会从源头上减少。

（二）大型活动联审机制。大型活动通常由机关部门提出，分管首长批准，部门多了、高参多了、点子多了，活动自然会“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的活动都要到基层落实，这就要求机关确定活动项目时，必须严格把关，否则就会造成基层忙乱。有些活动从条条看、局部看是必要的，但从块块看、全局看并非必要，这样靠部门自己包括分管首长是难以削减的，但如果上党委会、办公会集体“联审”，这个关就有可能把住。

（三）会议文电限额机制。68年前毛主席就提出文章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他更严格地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那是当时的规定。2005年7月，中央军委专门下发10号文件《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措施》，明确要求“领导讲话通常不超过六千字，综合性报告不超过五千字。传真电报不超过三千字，密码电报不超过两千字”。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规定为什么老是落实不了？这里有个机制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如领导忘了机关要提醒，机关忘了领导要批评，领导机关都忘了群众要监督。还要采取一些坚决的办法，落实“会议限次、文电限字、讲话限时、活动限密、检查限频”要求。美国作家海明威介绍创作经验时说：“我的秘诀是站着写作，而且只用一只脚站着，这样逼得自己把文章写得简短明确，免得读者读起来费力。”我们学校也试行过“立式讲话”，领导面前不摆茶杯，如坚持得好还是有些效果的。

（四）繁文缛节曝光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纠风良药。你搞“五多”离谱了，就要让公之于众，让官僚主义的老鼠尾巴晒晒太阳。有的单位由学校纪委牵头，宣传文化部门密切配合，安排专人定期统计各单位“五多”情况，并在局域网、内部报刊、板报橱窗栏加以通报，接受群众监督，让“五多”原形毕露，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五）文山会海问责机制。1980年11月，黄克诚老前辈在中纪委座谈会上说：“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现在贯彻得很不理想、很不得力。……为什么不敢负责呢？就是怕困难，怕出错，怕得罪人，怕丢乌纱帽！”这启示我们，对付“五多”顽疾，能不能把它与“乌纱帽”捆在一起呢？机关干部的考核升迁要有这一条，单位评比先进要有这一条，制造文山会海一定要有人负责，有人挨板子。

（六）科学方法培训机制。“五多”问题说到底是我们对部队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深，科学指导的能力不强，所以必须紧紧抓住“培训”这一关键环节。要采取任职培训、晋职培训、轮岗培训、选送培训以及领导传帮带等办法，进一步提高领率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指导能力。去年总后司令部刘卫平副参谋长和政治部袁安升副主任带工作组，对总后6个不同类型单位抽查调研，指导各级解决了5个方面30多个大小问题；总后司令部李克让副参谋长、朱平局长对我校教学评价的指导及时有力，帮助我们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总部专家评审；总后基建营房部张忍奎副部长率组三进四医大，帮助我们解决康复路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都体现了过硬的素质、扎实的作风、很高的智慧和出色的指导能力。

（七）求真务实激励机制。总后刘源政委最近充分肯定一种说法，就是要重点关注10类老实人，包括：①不和你套近乎但又能积极配合你工作的人；②不和你多走动但又能体谅你良苦用心的人；③不往你家里跑却常往基层跑的人；④不关心你生活私事却帮助下级排忧解难的人；⑤不当面恭维你但又能树立你威信的人；⑥不向你表态但又能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人；⑦不爱多表功但又能创造性工作的人；⑧不爱提个人要求但又能积极表现的人；⑨不看你脸色行事但又能公正办事的人；⑩不喜欢给在职领导烧香又能给离职领导送温暖的人。深圳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曾提出三句口号，第一绝不让员工穿破袜子；第二绝不让“焦裕禄”累出肝病来；第三绝不让“雷锋”吃亏，值得我们借鉴。对于这些老实人，对于克服“五多”有功的机关干部，要从物质到精神方面给予多方面的奖励，特别要在提职晋级方面给予政策性倾斜，决不让“老实人”、“懂行人”、“有心人”吃亏。

（八）实绩评价规范机制。干部实绩的科学评价一直是个难题，五花八门，这也为“五多”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如何确定内容、规范形式、提高效益，实现从静态评价向动态评价、从书面评价向复合评价、从定性评价向定量评价、从部门专项评价向全方位评价“四个转变”，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要通过述职答辩、民主测评、集中谈话“三堂会审”，过好“阳光关”，确保干部实绩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九）机关绩效考核机制。彭德怀元帅曾说过，“没有士兵哪来干部，没有基层哪来机关”。机关因基层而设立，服务基层是机关的天职，搞“自转”、“空转”、“乱转”是“本末倒置”、“错失定位”的表现。过去有的部门考核机关干部，不是看实绩和质量，只看起草文件的份数、组织活动的次数、出差开会的天数，不能不说是“五多”的一根导火索。我们要坚持用推进部队科学发展、指导基层加快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等硬性指标综合衡量机关工作绩效。要继续推行机关基层交叉代职、互评互帮制度，坚持“阳光用人”确保公平公正。

（十）领导表率导向机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差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韩非子》上有“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而献”记载，东汉马廖留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之名句。群众说，单位风气正不正，“关键要看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解决“五多”问题，同样要靠单位领导特别是主官的带头示范，要靠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绩观。我们的领导同志应带头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官僚作派；多一些实际躬行，少一些纸上谈兵，身体力行改进文风、会风，少讲话，讲短话，讲管用的话，“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形成“简文短会”的风尚；要坚持察实情、谋实策、办实事、求实效，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满腔热情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目标要求与工作实效一致起来，使机关不乱忙、基层不忙乱，“五多”自然会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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