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暴力

加尔通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这是对和平学的重要贡献。他认为暴力包括三个方面，即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最典型的直接暴力是指战争，这是最大、最严重的暴力；结构暴力是指发展不平衡，这导致贫富差距；文化暴力更是无处不在，比如美国的快餐、大片。加尔通强调，由社会结构造成的没有具体“犯罪者”的暴力，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包括疾病、饥饿、贫穷、污染等等。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各种不平等，摒除“结构暴力”才能获得积极和平，而积极和平就是以平等、协调、合作、一体化为基础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格林厄姆美国巡航导弹基地的围墙上刻着这么一首诗，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和平学的诗，也比较形象地阐述了什么是“结构暴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陈晗晖

　　对和平说不

　　如果他们所谓的和平是

　　悄无声息的饥饿之苦

　　冰冷僵硬的恐惧之感

　　破碎心灵的沉寂萧瑟

　　被压迫者的未知期望

　　告诉他们和平是

　　孩童玩耍时的喧嚷

　　口舌自由的畅所欲言

　　舞步的雷鸣声响

以及一位父亲的歌唱

 

结构性暴力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来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针对暴力对象的肉体。

结构性暴力 - 表现

结构性暴力加尔顿把结构性暴力总结为四种表现：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他对这四种表现的分析和说明都是从压迫着眼的：
剥削是一种使一方受惠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
渗透是指“统治的一方通过控制被统治者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来占据中心位置”;
分裂是指“分裂和隔离被统治者,将之分而治之”;
排斥则是将被统治者置于边缘地位。

尊卑等级、贫富差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恶俗文学都是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

结构性暴力与社会制度

“结构性暴力”（Structual Violence）一词是由约翰?加尔东（John Galtu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加尔东是将和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奠基者。结构性暴力是指社会资源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不平等、不公正地分配资源，从而使普通百姓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结构性暴力包括精英主义、大民族主义、种姓制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异性恋主义以及年龄歧视等。

结构性暴力也会是政治的、经济的。在资源、权力、教育、医疗或法律方面的不平等，也属于结构性暴力。当市区内的孩子面临着学校不足、就学困难时，富人区的子弟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在美国，穷人一般住市内，有产阶层一般住郊区译注。当有些工人还不得不在非人道的环境下工作，那就说明结构性暴力依然存在。

社会结构并非永久不变或者说是一种纯自然现象，随着政治与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也会变化。而政治与历史的发展主要是指组织、机构、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结构主要是通过资产权力的构架影响人们的行动。

社会结构会迫使我们采取它所期望的行为准则，并由此建立相应的行为规范。每一种结构就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可说的，甚至什么是可思考的都会设置界限。这些界限同时也就界定了什么是“真理”。我们的世界观也受其制约。我们变成了观众，甚至是拉拉队。只要在我们的头脑中隐约出现一个超出这些界限的观念，我们就会因为恐惧而拒绝这个观念。

社会结构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态度、期望，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接受既定的社会规范与准则，我们就会获得一种特权，当我们挑战或反对这些社会规范与准则，我们就会被边缘化。在社会结构与自我审查之间我们不得不有所注意。为了强化社会结构，各种机构会胁迫我们去服从这些结构。现代医疗体系使我们更加害怕生病、变老，甚至长相难看。各种宗教会欺骗我们。在我的祖国，寺庙都非常有钱，因为这些寺庙从那些想行善事并期望在来世得到善报的信众中获得了大量捐赠。政府则通过我们对监禁甚至被处死的恐惧来控制我们。

“国家安全”、 “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都是社会结构。我们的学校会宣传诸如此类的社会结构，学生也被教育要服从权力，接受既有事实，而不是去推翻那些不合理、非正义的结构。全球化经济的核心概念就是“私有产权”，西方人发明了这种制度，我们亚洲人义无反顾地跟在西方人的后面，接纳了这种制度。最近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在拉贾斯坦邦降的每一滴雨都归政府所有，政府又将这种特许经销权转给了一些私营公司，再由这些私营公司去买卖雨水。

所有的媒体（也全是利润导向型的企业）是使如上权力机构合法化的推波助澜者。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学习如何分析结构性暴力与社会结构。在一个充满恐惧、极端现代化的年代，我们很有必要搞清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塑形的，只有如此，在上天之音呼唤我们时，我们才能分清真伪。